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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實錄 | 王輝耀對話美智庫CSIS總裁何慕理: 未來十年智庫“二軌外交”將發(fā)揮更重要作用

2021年12月7日

 

“中美作為大國,產生矛盾和摩擦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必須有一個框架來進行交談,我認為這就是“二軌外交”在未來10年到15年的發(fā)展方向?!?/strong>

——何慕理 CSIS總裁

“智庫之間的對話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想法和建議。尤其是在格外困難的疫情時代,我們需要更多的智庫對話?!?/strong>

——王輝耀 CCG主任

新時代,智庫在凝聚智慧、為國建言獻策、打造國際影響力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智庫也搭建了各國溝通交往的橋梁,在“二軌外交”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2月7日,全球化智庫(CCG)邀請到美國著名智庫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CSIS)總裁,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何慕理博士(Dr. John Hamre)與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博士就“智庫在公共外交中作用于交流”這一話題進行了深度對話。同時,這場對話也是2021第六屆中國全球智庫創(chuàng)新年會線上特別開幕對話。

王輝耀:這里是第六屆中國全球智庫創(chuàng)新年會,歡迎大家的到來,我是全球化智庫(CCG)創(chuàng)始人兼理事長王輝耀。也感謝大家參加和線上觀看在CCG北京總部舉辦的第六屆中國全球智庫創(chuàng)新年會的特別開幕對話。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和高興地邀請到何慕理博士,他是美國最著名之一的智庫美國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主席。他在晚上抽出時間參加我們論壇,探討關于智庫,關于美國的外交政策,關于疫情的變化,關于智庫的創(chuàng)新等話題,也包括探討一些我們可以合作的領域。

我想簡單介紹一下何慕理博士,他是CSIS的首席執(zhí)行官和郎格尼美國領導力項目負責人。在加入CSIS之前,他曾在美國國防部擔任負責國防預算和管理改進方案的高級職務,此后擔任克林頓第二任期時的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他在之前的職業(yè)生涯中有許多經歷。他于1978年獲得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學位。歡迎何慕理博士,很高興再次見到你。

何慕理:非常感謝王博士,祝賀你和CCG。你在創(chuàng)辦CCG這個智庫方面做了多么出色的工作。這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

人才是建設一流智庫的核心要素

王輝耀:謝謝,今天我們舉行第六屆全球智庫創(chuàng)新年會,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您作為開幕對話嘉賓,接下來我們將有來自美國和中國的五個智庫來進一步討論。我們知道世界處于變局之中,進入了一個非常態(tài)化的時代,就像我們之前這個討論的開始一樣。我們知道,世界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正面臨著疫情,我們有很多挑戰(zhàn),世界真的處于十字路口。因此,請介紹一下您在領導世界上領先的智庫方面的經驗。我想和你一起討論關于智庫的話題,因為我們知道CSIS成立于1962年,差不多有60年了。而你管理這個智庫也20年了。當你來到這個智庫時它還面臨著虧損,你卻把它變成了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之一。你能分享一下你如何發(fā)展壯大這個智庫,你對于智庫屆的人士有什么建議?

何慕理:王博士,我犯了很多錯誤。我剛來CSIS的時候,我們陷入了很深的困境,但是我們能夠擺脫困境,我想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當是資金缺乏對我們是有幫助的,因為我們那時資金很緊,我們每年有97%的預算都通過籌集而來。所以它使我們不得不仔細聆聽市場的需求。我不能只做自己的事情,我們必須傾聽人們遇到的問題是什么,以及我們如何能夠做出貢獻。然后,成功的關鍵是你的人力資源的質量。說實話,我接手時的人力資源不是很強,我21年來的整個過程就是雇用真正優(yōu)秀的人才,雇用優(yōu)秀的人才給他們很大的靈活性,并建立一種文化,使人們感到他們必須做誠實和客觀有效的工作。

面對全球性危機要“合作”與“統(tǒng)籌”而不是“狹隘”和“孤立”

王輝耀:你說的很棒,人才總是最重要的。因此,最近CSIS發(fā)布了一份報告《在戰(zhàn)略競爭時代推進中美衛(wèi)生安全合作》,它圍繞著中美可以一起工作的領域。例如,在健康方面,包括疫苗、旅行、公共衛(wèi)生、基礎設施、生物安全、供應鏈和打擊虛假信息。作為智庫,可以對這些方面建言獻策發(fā)揮非常積極的作用。那么,你認為現(xiàn)在我們面臨著這個可能是本世紀最大的流行病災難,你認為我們可以如何擺脫這種情況,以及我們如何能夠真正地一起工作?我的意思是,國際上的多邊層面,當然還有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領先國家,我們如何能夠一起工作。

何慕理:這是一個非常大且重要的問題。有一個中心悖論,我們在過去的兩年中經歷了這種情況。很明顯,對于像大流行病這樣的東西,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行動并保護自己。必須有國際合作來處理類似全球大流行病之類的事情。但是領導國家的人自然會對自己國家的壓力做出反應。因此,在這樣一個時期,有一種狹隘主義變得非常強烈,世界上每個國家基本上都試圖為自己找到解決方案來應對這種大流行病。它顯示出國際層面的衛(wèi)生組織是不夠強大的組織,所以我確實認為我們需要做一些非常基本的思考,因為我們不是中國,我們并不打算放棄決定自己的公共衛(wèi)生道路的能力。我們要堅持自己,但我們確實要找到我們可以合作的方式。

我認為過去兩年的亮點是醫(yī)學研究界,那里有國際網絡內的相互溝通,共同合作。在私營部門,國際合作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在公共部門,政府的合作不是那么好,但在私營部門,合作非常好,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關于我們可以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做什么的想法,我們可以一起工作,我們如何幫助我們各自的公民社會在醫(yī)療準備方面更緊密地合作。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機會,不是一個,專門針對中國的。我對我們現(xiàn)在的方向感到不高興,我們兩個國家之間有很多緊張關系。我們必須找到方法,我們可以在共同的問題上工作,當然全球公共衛(wèi)生是一個共同的問題,所以我認為這里有一個機會。

王輝耀:謝謝你,何慕理。我知道美國和中國都在提倡對發(fā)展中國家等實行新冠肺炎疫苗專利豁免,或許能在WTO部長會議上提出。美國和中國可以在支持發(fā)展中國家和研發(fā)疫苗方面達成一些新的努力。因此,除非每個人都是安全的。我們必須在這個問題上發(fā)揮領導作用,中國和美國不可能不在這個全球安全議題問題上來合作。

你也提到了美國和中國的合作,你也不滿意目前的情況。我們很高興看到中國和美國實際上已經發(fā)表了一個聲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進行合作。因此,這是另一個大的領域,我們可以合作,大流行病可能再次到來。那么,你對氣候變化和我們可以共同合作的領域有什么看法?我們也可以在同一個背景下進行合作的事情。

何慕理:我確實認為那是我們可以合作的地方。我對中國很多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印象深刻。比如電動交通工具,中國為自己制定的目標令人敬仰。你們是處于能源轉型中的國家,我們也是,所以我認為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我們有很多機會可以探索合作。我們必須找到一些雙方至少可以彼此交談、存在潛在聯(lián)合項目的事情,就像在醫(yī)療領域一樣。多年來,我們雙方的醫(yī)學科學家之間一直有著非常堅實的合作關系。而這也成為了疫情期間兩國合作的基礎。所以我們應該探索這樣的機會。

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可以聚焦“可持續(xù)發(fā)展”

王輝耀:謝謝你,約翰。事實上,兩國關系現(xiàn)在十分微妙也是由于當今世界有了許多共同訴求。比如說在世界范圍內出現(xiàn)了對基礎設施的廣泛需求,這在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里都存在。我注意到歐洲領導人在上周宣布他們將為“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基礎設施項目提供3000億歐元。拜登總統(tǒng)在與習近平主席對話的同一天也簽署了總額為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法案。當然,中國也有實施了八年的“一帶一路”計劃。在基礎設施層面,我們有世界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fā)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七國集團也提出了“重建更好世界計劃(B3W)”。

基礎設施建設能為所有人帶來最大化的未來利益,所以你覺得我們真的可以在這些方面合作么?這或許將為我們帶來長達半個世紀的繁榮與成功,以及增長的潛力。對于這些我們有合作機會的領域,你有什么看法?

何慕理:沒錯,全世界都對基礎設施建設有著令人吃驚的需求。有些地方需要全新的基礎設施,而有些地方,比如美國,需要對現(xiàn)有的基礎設施進行現(xiàn)代化改造。說實話,雖然可能很尷尬,但美國很多州的橋、公路和機場十分令人失望,所以有很多我們需要做的事。

世界范圍內,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主要問題,所以我認為可能需要開始關注那些我們都希望解決的領域,比如如何建設可持續(xù)的有創(chuàng)收基礎的基礎設施,而不會使它們變得毫無價值,變得巨大但無法財政自給。我覺得我們需要設法幫助第三世界國家更好地管理復雜的招標?;A設施項目龐大且復雜。幫助其他國家更好地判斷自身利益,了解什么是可持續(xù)的,我認為這些是我們可以合作的地方。

摒棄美式“政權建構”,每個國家都應關注自身的發(fā)展問題

王輝耀:非常好。今天的主題也包括美國外交政策。拜登總統(tǒng)在美軍撤離阿富汗時說過美國不再尋求“政權建構”,這很重要,我認為這是對過去二十年在阿富汗和其他國家所發(fā)生事情的重要反思。所以你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有什么看法?是否存在對于拜登總統(tǒng)所說事情的深入思考或者反思?抑或是范式上的轉變?

何慕理:我認為拜登總統(tǒng)是在反映美國公眾的體會,即我們來到了阿富汗,但我們沒有策略,我們沒有成功,我們不應該在不清楚自己應該做什么的情況下介入這些事情。這基本上就是聲明背后的含義。但這是否意味著美國要撤出和世界其他國家合作構建更強大的制度呢?不,我不認為我們會放棄。但我認為這確實意味著美國人民,尤其是拜登政府,認為我們過于頻繁地使用軍隊但我們卻沒有計劃,并且我們是失敗的。所以我認為一個關注更堅實的經濟、社會發(fā)展以及傳統(tǒng)外交的對外政策是他真正在強調的?!罢嘟嫛边@一概念采用了美國想要把世界塑造的和自己一樣的特質,而這一點已經終結了,我們不會繼續(xù)那么做。

王輝耀:是的。我注意到最近拜登總統(tǒng)在與習近平主席的視頻會晤中提到,美國不會試圖改變中國,美國不會構建對抗中國的聯(lián)盟,同時他也認可了“一個中國”原則。他展現(xiàn)了一些積極的態(tài)度。但我們也看到美國可能十分分裂,你們有一個非常鷹派的議會,以及其他的利益相關者。如果中國可以靠自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它肯定做對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們如何做到像習近平主席所說的那樣和平共處?總體上來說,你覺得我們可以為中美關系做些什么?

何慕理:目前華盛頓對中國的看法是非常消極的。我認為這非常不幸,因為這將使我們難以發(fā)展真正具有建設性的想法和政策。我們是兩個偉大的國家,我們都有各自的國際利益,在一些領域內會相互不認同,甚至會有摩擦。因為我們擁有復雜且多層次的利益,它們時常不能保持一致,并且時常處于緊張狀態(tài)。我們需要設法不讓這些緊張狀態(tài)壓垮我們或者阻止我們進行解決問題的建設性對話。

華盛頓基本上分為兩個陣營,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正在迎頭趕上,它將變得危險,我們需要盡快阻止它。另一個陣營,我屬于這一陣營,認為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競爭,但我們狀況不佳,就像長期沒有訓練的跑步選手。如果我們想要留在這場競爭中,我們就需要找回狀態(tài)。所以我們要更努力地跑得更快,而不是因為中國跑在我們前面就使絆子。我屬于第二個陣營,我認為美國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提升自己,糾正我們自己的不足,克服我們自己社會內部的問題,而不是在與中國的對話中處處反對對方的所說所做,這是沒有前途的。我所處的陣營認為如果美國想要更好的競爭,就需要內在的變得更強。

王輝耀:感謝你的精彩評論,這的確是更實在和理性的做法。明年美國即將進行中期選舉,你認為美國的政治版圖會發(fā)生怎樣的變化?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美國精英階層和普羅大眾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就美國中產階級而言,他們的收入在過去20到30年里并沒有實現(xiàn)真正的增長。但中國開始率先行動起來,為實現(xiàn)共同繁榮作出努力,幫助近八億人擺脫貧困,也防止了民粹主義泛濫。至于特朗普,盡管他已不再執(zhí)政,但特朗普主義仍然非常盛行,你如何看待未來兩年美國的政治發(fā)展前景呢? 美國所做的政治決策會極大地影響到世界局勢以及中美雙邊關系。作為美國頂尖智庫的專家,你的看法是什么?

何慕理:雖然我不敢說自己是專家,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美國的政治體系經歷過兩次重大變革,第一次是從1842年到1860年,很遺憾它以美國南北戰(zhàn)爭的爆發(fā)收尾。第二次則是在1885年到1915年之間,當時國內局勢緊張,政治體系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兩次重大變革都持續(xù)了近20年的時間。

我想我們可能正要面對另一個長達20年之久的政治重構期。但從我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美國兩黨都沒有關注到未來10年到15年之間真正要面對的挑戰(zhàn),而是彼此之間爭論不休,一味地反芻過去的政策,而不是展望未來。因此我認為兩黨內部的分歧還會繼續(xù),當然也不乏進展,但這種進展可能更多還是停留在州的層面。我很認同你提到的關于美國社會存在的經濟差距的問題,這也是我們要著力應對的一大挑戰(zhàn)。目前,民主黨和共和黨也對此爭論不休,但我不知道這種爭論是否會帶來重大突破。在我看來,美國內部的緊張局勢可能會持續(xù)15年之久。

王輝耀:謝謝你的發(fā)言。你之前也提到認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CPTPP)是一個不錯的想法,也許美國應該重回這一協(xié)定。現(xiàn)在甚至可以說世界貿易組織(WTO)有點被邊緣化了,或者換句話說是有更多與之相平行的體系出現(xiàn),我們也知道《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RCEP)將于明年生效。CPTPP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參與設計的最先進的貿易協(xié)定之一,但現(xiàn)在美國退出了,而中國則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興趣。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都表現(xiàn)出中國希望加入CPTPP的意愿,英國正在申請加入,韓國也是如此。

所以你認為美國有一天會重新加入CPTPP嗎?現(xiàn)在我們有了一個新的平臺來探討21世紀面對的各種貿易問題,因為世界貿易組織在某些處境之下難以有效地應對挑戰(zhàn)。世界貿易組織現(xiàn)在已有164個成員,在行動過程中難免顯得有些難以形成共識,而CPTPP目前只有十幾個成員國,所以我們真的可以一同合作,共同引領走向一個貿易和投資都更加繁榮的世界。你認為CPTPP可以帶來什么,可以在哪些領域開展合作?

何慕理:我認為特朗普總統(tǒng)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TPP)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很高興看到日本在繼續(xù)推進CPTPP。我希望拜登政府能抓住加入CPTPP的機會,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會這么做。退出TPP是個錯誤,我們應該向前走,每個國家都必須找到提高自身經濟生產率的方法以應對國內危機,比如中國和美國社會都在面臨老齡化,還有你之前提到的美國所面臨的社會階層之間的鴻溝和機會不均等的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尋找更多的貿易機會,但我不知道拜登政府會不會采取這種方式。同時,我也意識到全球正在經歷一場規(guī)模龐大的“重構”,這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經開始。在貿易領域我們看到的趨勢是區(qū)域化發(fā)展而非全球化,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特朗普要重將制造業(yè)帶回美國。在這一重構過程中我為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感到擔憂,因為雙方所采取的政策很可能會將全球政經劃分為兩個勢力范圍,而這對誰都沒有好處。現(xiàn)在的國際趨勢是在向二元化發(fā)展,貿易同樣是這一趨勢的組成部分?;蛟S我們應該進行一個更宏大的對話,探討未來全球政經的發(fā)展趨勢,以及我們能掌控這一趨勢嗎?我想這也同樣是全球化智庫CCG在思考的問題。

王輝耀:謝謝你的評論。美國貿易代表(Katherine Tai,戴琪)在前不久的 CSIS的發(fā)言中說要實現(xiàn)中美貿易的“再掛鉤”,我認為這像是在給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傳遞美國方面的不希望脫溝的信號。顯而易見,貿易是聯(lián)結中美關系的重要紐帶。許多美國公司在中國有巨大的市場,比如在北京開業(yè)不久的環(huán)球影城,來自全國各地的游客絡繹不絕,導致一票難求。從這一點可以看到美國公司在中國有龐大的發(fā)展空間,包括特斯拉、波音在內的許多美國公司在中國都有很大份額的業(yè)務。正如你說的,世界政治經濟在日益被劃分為兩個二元陣營,而這對整個世界的發(fā)展都是消極的,所以我認為中美真的需要合作。最后我想說一下,我們這次對話有大約10000人在線觀看,有來自智庫領域的100多人參加在現(xiàn)場會議。非常高興邀請你成為今天智庫創(chuàng)新峰會的第一位演講者。

鑒于這次峰會的主題是智庫創(chuàng)新,我想向你提出更多有關智庫的問題。美國智庫的形式多樣,他們都是如何運轉的?我知道CSIS搬到了一棟新大樓。很多年前,當我第一次去CSIS時還是在一個小辦公室里,現(xiàn)在你有一棟大樓了。美國智庫是如何運作的?你是否能在今天的對話中與中國智庫領域的同行分享你的經驗?

中美智庫交流充分發(fā)揮“二軌外交”作用

何慕理:我想我只能談談美國智庫的情況,不同制度的國家情況也不一樣。美國正處于這樣一個時期,即美國國內的兩個政黨為一些小事爭得不可開交,以至于沒有時間思考更重要的“大問題”,所以這就成為了智庫的任務。美國智庫正在努力為美國這個國家做出戰(zhàn)略性思考,我想這也是智庫普遍扮演的角色。我們提出新思想,檢驗它們、探索其運作方式、再分析利弊。我的意思是,我們必須做這些事情,因為現(xiàn)在我們的政府正在努力尋找彼此合作的方式,我認為這非常重要。我在美國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工作21年了,但我覺得需要我們投身的重要工作才剛剛開始。在未來20年,我們需要更多像CSIS這樣的智庫以及研究者,并且智庫也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政府也在努力理解新的想法,但通常大的官僚機構仍然傾向沿用舊的想法,從而使其更加復雜。政府和官僚機構難以持續(xù)提出新想法,但智庫需要這樣做。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必須與政府保持良好的建設性關系,同時也要與其他國家的智庫進行交流與對話。

王輝耀:非常好的建議。我親自去過美國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很多次,也參加了很多研討發(fā)言活動,甚至參加過一場辯論。今年新加坡智庫RSIS、CSIS和CCG一起舉辦了一個閉門研討活動,你也在活動中發(fā)言。你怎樣看待智庫對話所扮演的“二軌外交”角色?特別是在中美兩國之間,這種對話可以使雙方增進理解,更好地溝通。就像你說的,政府太忙了,或許智庫之間的對話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想法和建議。尤其是在格外困難的疫情時代,我們需要更多的智庫對話,你怎樣看呢?

何慕理:我完全同意。我認為,在接下來的10年里“二軌外交”將發(fā)揮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更重要的作用?,F(xiàn)在政府官方之間很難見面,很多時候還在相互攻擊。但我們至少可以以專業(yè)人士以及朋友的身份進行開誠布公的對話,哪怕我們也不總是意見統(tǒng)一的,而政府部門卻很難做到這一點。我認為在未來的幾十年中,這將是非常重要的事。就像我們現(xiàn)在所做的,我們在探索相互之間的分歧在哪里,為什么有分歧,以及我們能做些什么?我相信雙方之間一定是存在共同利益的。這樣當我們再次需要處理棘手的問題時,我們會在更好的處境中。中美作為大國,產生矛盾和摩擦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必須有一個框架來進行交談,我認為這就是“二軌外交”在未來10年到15年的發(fā)展方向。

王輝耀:是的,謝謝你!在今天這場對話中你分享了許多真知灼見。我們談到了中美合作、氣候變化、抗擊疫情、基礎設施建設、中美智庫交流在當代世界的重要性。這真是一場引人入勝的對話。我謹代表全球化智庫(CCG),感謝美國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總裁何慕理博士,感謝你的參與!

何慕理:王輝耀博士,我非常欽佩你在全球化智庫所做的一切,我對CCG專業(yè)的學者印象深刻。很遺憾在過去的兩年間我們沒有太多機會面對面交流,但很高興我們現(xiàn)在仍然能以線上的方式交流。正如我所說的,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框架讓彼此相互坦誠的交流與溝通。我認為您及全球化智庫正在這一過程中發(fā)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希望我們能保持合作。

王輝耀:謝謝你,何慕理,感謝你精彩的結束語!

何慕理:我很榮幸能夠被邀請,謝謝。

(本文根據CCG全球對話系列之“王輝耀對話CSIS總裁何慕理”的發(fā)言錄音翻譯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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