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人生12講（六）】高西慶： “一架精妙的機器”

201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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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西慶，1953年出生，陜西人，美國杜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曾就職美國華爾街律師，曾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曾任中國證券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首席律師。

（演講實況請關注6月中下旬將在上海廣播電視臺、東方衛(wèi)視黃金時間播出的，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與東方衛(wèi)視聯(lián)合策劃的《海歸中國》系列節(jié)目。）

    高西慶：“一架精妙的機器”

    我是1982年去的美國，但是1981年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一說。

    1981年研究生畢業(yè)的時候，我買了輛鳳凰自行車，破爛不堪的車子，60塊買下來，不能騎，我推回學校修好，之后騎自行車走了8千里路，也經過了上海，40多天。

    我曾經當過工人，當年說得好聽，叫學兵連。其實是在大山里修鐵路。中學基本沒有上，每天就是跳忠舞，批斗老師，文革期間嘛。我說這一段，就是說，人不管在什么樣的情況，都不能放棄。

    不放棄 才成功

    我1970年到鐵路上，修了三年，到1973年，中國發(fā)生了一件巨大的事情，中國可以再開大學了。

    我們當時組織了大概也就60多人的學習班。每天學習，白天干活，天亮就干活，天黑回家。所以等到晚上吃完飯，才有自己的時間學習。但是沒有放棄，一直學下去。后來等到重新高考之后，我們這個連隊能上大學、研究生甚至上博士，在大學做教授的人好幾個，看起來比較成功的，有30多個。就是因為大家不放棄，努力在學習。

    現(xiàn)在條件不一樣了，孩子不學都不行，老師逼著，父母逼著，社會逼著，必須得學習。我們覺得好了很多。所有人都是一樣的條件，但是每個人出來是不一樣的。

    你想，一個人要成功，就那么幾個條件。

    第一，有一個特別好的爸爸。你想想你是不是有一個特別好、特別成功、特能把你拽到什么地方去，給你錢、給你知識這樣的爸爸。要是沒有，你第一個條件也就沒有了。第二，比所有人都有運氣。不管是投股票還是抽簽，你總能拿到最好的東西，你想想，你有沒有這樣的條件。沒有的話第二個條件也沒有了。只剩第三，你比所有人努力；人家學十小時，你學十二小時，人家學十四小時，你學十八小時。我在大學上學的時候頭一年多數(shù)時間每天只睡三個小時。因為實在聽不懂。剛開始上課，我說我學這么多年的英文，都跑哪兒去了？聽不懂。所以就得比別人多花時間。我看99%的人都可以有這第三個條件。就是你只有努力，才可以往前走。

    一個夏天掙了18000美元

    1987年的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這兩個金融危機在我的整個人生里，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1987年，那個時候我在華爾街做律師。我對華爾街的感覺，是非常感性的，因為我們沒有在那兒出生，跟他們環(huán)境不同，很多事情我完全沒有概念。一講到投資的問題、就是分期付款這些問題，發(fā)現(xiàn)人家從小就有這么強的概念，都知道錢是什么概念，我們沒有。我在那之前拿過最多的錢，是52塊一個月，是校研究生期間國家付工資。52塊錢對我來說，不可能去投資，就把錢放在銀行里。

    可是在美國，到那兒之后發(fā)現(xiàn)我開始工作，從開始夏天實習的時候，發(fā)現(xiàn)錢已經用不完了，夏天掙了1萬8千美元。對我來說這個錢干什么用？這個時候，才開始考慮投資了，要買股票了，買這樣的東西那樣的東西。后來做了律師以后，因為律師每個月都拿錢，還掙得不少，所以就開始有人告訴我，買股票不行，你要買衍生工具。

    在這個時候，突然發(fā)生了金融危機。那天早上，我上班，我那個秘書，是年紀很大的老太太，比我們一般的律師懂得更多的社會甚至法律知識。

    老太太說，你不知道嗎，很嚴重。

    我說：怎么啦？

    她說，發(fā)生了重大的金融危機。

    我知道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機。到了1987年還沒有到這個程度，這個時候老太太發(fā)現(xiàn)，這個事還是挺大的一個事兒，我就到各個律師那問到底怎么了。他們說，回去到你辦公桌上，看你辦公桌上的通知是什么。

    我一看，每個桌上擱一張紙，說發(fā)生大事兒了，每個人都不能隨便接受任何記者采訪。因為像我們的律師事務所，經常有人打電話來，說你給我說說，有什么事兒，而且我們律師事務所常常會代表華爾街一些很有錢的人。這些人是我們的客戶。所以就要求誰也不許對媒體說話，所有事情全部交給一個人，我們的刑事法律部的頭，只能他一個人回答。我說，這么大的事兒，我就跑去找我們律師事務所的大律師，他把我拽進去。

    他是誰呢？尼克松總統(tǒng)當年的好朋友，尼克松當年第一次競選總統(tǒng)的時候，早期競選委員會的主席。這次我跑去找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跟我簡單解釋，說你不用擔心，為什么？

    我們當律師的，不管人家是婚禮還是喪禮，我們都很高興。為什么？我們都要掙錢啊。

    我說，哦，看來美國人是很實際的。

    到了中午，我拿著照相機，準備照相。照了一張相之后，有點緊張，把照相機放在口袋，發(fā)現(xiàn)路上所有人看著我都有一種仇恨的眼光，因為那兒的都是華爾街的人。因為我的樣子，就是像日本游客，像是跑來幸災樂禍地。

    在紐約股票交易所底下，門口有一個華盛頓的像，在銅像底下站了不少人宣教說，你們趕快相信上帝吧，上帝終于到了要懲罰我們的時候了，我們的貪婪，不好的事情要發(fā)生了，所以不要投資在股市里，要投資在你自己的靈魂，把你的錢交給上帝吧。我覺得很有意思。

    這就是金融危機對我的影響。它對我的影響，只是一場鬧劇，看起來很好笑、很有意思。

    那天晚上，我工作比較晚了，到了下午五點多，就有變化了。

    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商辦處一個朋友，說能不能給我們來講講金融危機怎么回事，我說可以啊。

    他說，什么時候來？

    我說下個禮拜。

    他說不行，今天就要來。

    我說今天怎么可能呢。

    他說不光你，能不能請兩三位在華爾街工作的，一塊來，說總領事要聽聽。

    我想，總領事怎么對這個感興趣呢？因為我知道總領事當年也是很出色的一個人，跟中國實在離得太遠了，怎么會有興趣聽？他說，你還是來吧。我說現(xiàn)在太緊張了，今天市場有巨大變動，所以能拿出時間講的，可能不多。他說一定想辦法叫來。我說好吧，我就打了一圈電話。我說爭取7點鐘去，去了以后發(fā)現(xiàn)，坐了有20來個人。當時中國在紐約的所有媒體，當時的人民日報、雜志這些都有，他們的記者，然后中國海外幾家大的公司也都在。他們就說，要聽聽這個事情。

    這個時候，到那兒了，小伙子才告訴我，不是因為我們要聽，是因為中央來了通知，要讓我們馬上了解這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會有什么影響。弄清這個危機對美國什么意思，對中國什么影響。

    這個時候大家才有那個感覺，這樣的事情，真是一個全世界性質的事情，它對所有人都會產生影響。尤其中國經濟在1987年已經逐步步入世界，受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所以從這個時候起，后來搞了研討會，帶來了大量的國內金融改革的信息，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國內的金融改革，比我們1982年離開的時候又進步了很多。這個時候才了解了中國市場，才產生了我們要把證券市場，這么一個“一架精妙的機器”作為工具移植到中國，使得中國人也能利用這樣的機器對我們經濟發(fā)展做出貢獻。

    2008年又發(fā)生了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機。這次我在中投公司，很多人講，這可能是一個最壞的時候，也可能是最好的時候。當年我們投出去的錢只有不到10%，到了年底算賬的時候，發(fā)現(xiàn)我們全部損失那年2.4%，就是整體的資產的下降。而全世界所有的金融機構基本沒有賺錢的，賠錢的幅度從20%到50%。所以你要說它是好事，也是很好的，說是壞事也是壞事。重要的是我們要學習。

    這次給我深刻的體會，就是說我們中國人在這個市場上，是不可能獨善其身的。稍微不謹慎，就可能出現(xiàn)很多問題。當年2008、2009年市場是現(xiàn)金為王，那時我們手里有現(xiàn)金，在那樣情況下，所有的流動性干枯的公司全部跑來找我們。很多公司聽起來都是如雷貫耳般的、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可是當年已經幾乎撐不住。

    后來過了兩年，情況發(fā)生巨大變化。整個市場轉過來，美國市場、歐洲市場全面復蘇。復蘇過程中，馬上開始產生不同的概念。原來希望我們到它那兒投資的國家、政府，他說我們市場是平坦的競爭場地，任何時候都可以來，我們所有人都歡迎。但是聽起來好聽，真正進去以后很多東西并不是那么平坦，而且障礙這幾年越來越多。因為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很多，我們錢多了很多，我們的投資已經實質性地對他們的經濟產生了影響。這和1987年完全不一樣，和1970年我修鐵路的時候更加不同。

    所以我們一定要開放、走出去、學習，學習人家好的東西，把他們的事情弄清楚，再來說我們怎么對付。真正像毛主席后來講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自己跟別人在一塊，一點不覺得自己比別人差。走出去這件事，不能等。

    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演講實況請關注6月中下旬將在上海廣播電視臺、東方衛(wèi)視黃金時間播出的，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與東方衛(wèi)視聯(lián)合策劃的《海歸中國》系列節(jié)目。）本文選自快播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