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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kù)圓桌會(huì)
CCG持續(xù)關注國際關系議題，推動中國與全球化的發(fā)展，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充分發(fā)揮智庫“二軌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論壇、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慕尼黑安全會議等重要國際政策與意見交流平臺上組織分論壇、邊會、圓桌會議、晚宴等活動，促進國際政商學界對話，凝聚共識；CCG積極與各國政界、智庫界、工商界開展“二軌外交”活動，每年常態(tài)化赴多國調研與交流，促進中外關系攸關方互動，保持與多國政策圈層的溝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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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的海洋地緣政治及其挑戰(zhàn)
中國傳統(tǒng)上數千年一直是陸地國家，盡管有很長的海岸線，但海洋地緣政治從來就不是政府要考慮的事情。原因也不難理解，中國從來就沒有計劃要成為一個海洋國家。只有一個國家要成為海洋國家的時候，海洋地緣政治才會變得重要起來。中國要成為海洋國家，只是近來的事情。 盡管中國不可避免也必須成為海洋國家，但從海洋國家的歷史看，這會是一個艱苦的過程。要成為海洋國家，首先必須培養(yǎng)海洋意識。海洋國家首先是一種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識。具有濃厚的陸地意識和陸地文化的中國，要培養(yǎng)一種海洋意識和海洋文化，需要艱苦的努力。 近代海洋國家起源于歐洲，這并非偶然。海洋國家不僅僅是特殊的地緣政治的產物，更是文化的產物。古希臘所產生的文明，在很長的歷史時間里，其影響傳播到從地中海地區(qū)、南歐到北非的廣大地區(qū)，并且涉及到政治、文化、經濟和文明活動的方方面面。在文化擴張過程中，更是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海洋強國。人們并不難理解，1945年之后建立的世界體系，是海洋而不是陸地體系。 海洋力量和陸地力量非常不同。從資源動員的角度來看這一點非常清楚，因為資源動員能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各方面的實力。海洋和陸地的主要區(qū)別在于，海洋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于陸地的動員能力。如果你要出海，征服海洋就可以了，你面對的只是自然力量。這里，海洋是你的主要“敵人”，而要對付這個敵人，你所需要的只是技術。再者，海洋是“自由的”，海洋的規(guī)則是“自由航行”。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沒有人在海洋上會阻攔你。這就是為什么歐洲的小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能夠成為強大的海洋國家的原因。 陸地則很不相同。在近代主權國家概念產生之前，地球的每一個地區(qū)都已經被人類所占據。如果你要從一頭移到另一頭，你可能會遇到很多不愿意你從他們的土地上經過的人。對土地的爭奪是人類大多數戰(zhàn)爭的根源，尤其在帝國時代。各國所爭奪的是土地和人口。在進入主權時代以來，對土地的爭奪已經到了“寸土不讓”的地步。 海洋和土地的不同，也可以從經濟價值的角度來看。以土地為基礎的經濟活動產生各類資源和食品。在帝國時代，各個文明、文化和國家之間也都有貿易交往，但往往是小規(guī)模的。進入近代之后，世界上的貿易越來越依賴于海洋。比較優(yōu)勢的經濟理論告訴人們，貿易產生附加值，而海洋則是產生附加值的中介。因此，與陸地國家相比較，海洋國家體系產生了無比巨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互動和大量的人類活動。 今天的世界體系無疑深受海洋文化遺產的影響。歐洲國家體系是16世紀之后海洋力量造就的，這個體制在大英帝國時期到達了頂峰，隨后是美國。盡管美國既是海洋力量，也是陸地力量，但其陸地力量可以忽略不計，因為美國不面臨來自陸地的任何威脅。不難理解，近代以來，海洋主導著國際經濟，誰主導海洋，誰就主導世界經濟。 中國一向是陸地國家 中國成為陸地國家，和中國國家的形成與擴張的歷史有關。無論是中國的文明還是國家，都起源于黃河流域。中原王朝從黃河流域向四周擴張，擴張過程中都是陸地。中原王朝經常遭受來自陸地的外來少數民族的侵入，甚至成為“殖民地”。外來少數民族進入中原之后，都被中國文化所消化，主動接受中國文化；也就是說，外來少數民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在少數民族成為統(tǒng)治者之后，他們經常搞擴張。中國版圖的大擴張，都是在外來民族成為中原統(tǒng)治者之后實現的。但是，這些少數民族的擴張，也同樣是向陸地擴張。 容易理解，歷代王朝所注重的也都是陸地地緣政治。實際上，在西方列強到來之前，中國從來就沒有面臨來自海洋的威脅，所有的威脅來自陸地，包括土耳其、蒙古、西藏和滿洲等。中國的國防安全的重點，自然也是側重于陸地。最典型的就是長城了。歷代王朝修筑長城，其意圖就是想把侵略者（也就是北方少數民族）擋在長城之外。近代之前，除了來自陸地的北方少數民族，中國并沒有真正的敵人。中國因此修筑了長城，而不是海軍，來應付敵人。除了修筑在本土的長城之外，中原王朝也實行朝貢制度對應付周邊國家，朝貢制度是一種可控的貿易，不管朝貢國是來自陸地還是海洋。 中國在明朝時代開始受到來自海上的威脅，即所謂的“倭寇”。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這個時代，中國具備了成為海洋國家的能力。15世紀是世界海洋世紀的開始，歐洲的葡萄牙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海洋國家。不過，論技術，當時的中國是最有條件成為海洋大國的。當時，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中國都具備了足夠的能力來實現這個目標。在政府層面，有名的鄭和數次下西洋，就是政府財政和中國航海技術的證明。 即使是民間也具備了很大的能力，所謂的“倭寇”或者“海盜”，實際上主要的并非日本人，而是浙江和福建的民間海商活動。但是，無論是政府組織的海航還是民間自主的海航，都沒有繼續(xù)下去。鄭和下西洋不僅被政府中止，而且政府也銷毀了所有海航的數據和資料。在民間方面，政府下大力氣，花了很多年鎮(zhèn)壓了民間“海盜”。從此之后施行閉關守國的“海禁”。這就使得中國失去了一次成為海洋大國的最好機遇。王朝為什么這樣做？其中有幾個主要原因。 第一，王朝的以陸地地緣為中心的意識形態(tài)。到明朝，這個意識形態(tài)已經確立了好幾千年，已經根深蒂固，難以動搖。第二，既得利益的阻力。陸地地緣政治不僅僅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而且更是其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海航需要很大的花費，這方面花費的增多，必然影響到能夠用到陸地防護的費用，負責陸地防護的王朝機構必然反對發(fā)展海航。第三，在客觀層面，即使當時的中國受到“倭寇”的騷擾和侵害，但威脅并不大。日本當時處于封建時代，對中國并沒有構成真正的威脅。朝廷面臨太多的內部問題，并不想再找海洋方面的麻煩。結果，朝廷就用簡單的鎮(zhèn)壓“倭寇”和“禁?！钡姆绞絹硖幚韱栴}?？傮w上看，盡管明清時代中國也經歷了國家崛起的時刻，但封閉政策越來越甚。等到晚清時代，真正面臨海洋的“敵人”的時候，中國已經無能成為海洋國家了。 在19世紀，隨著英國人的到來，中國才開始意識到海洋國家的強大。但即使對英國，中國也沒有非常害怕。對中國來說，英國只不過是幾條大船和幾千軍隊，沒有什么大不了的。盡管處處被英國人打敗，但朝廷仍然不重視，看不到海洋地緣大局。失敗之后，以“割地”的方式應付了之。只有當中國的近鄰日本成為東方的第一個海洋國家，并打敗中國之后，朝廷才醒悟過來，但為時已晚。 1949年建國之后的很長歷史時間里，中國對海軍有戰(zhàn)略意義上的思考，但發(fā)展海軍更多的是為了國防的現代化，而與中國的海洋地緣毫無關系。在很長的冷戰(zhàn)期間，和蘇聯對抗的都是海洋國家；相反，支持蘇聯的則是大陸國家。即使蘇聯本身也主要是陸地國家，其海軍并不很強大，沒有辦法和美國等海洋國家相比。中國早期實行“一邊倒”的政策，和蘇聯站在一起，自然受蘇聯的軍事思想的影響。后來和蘇聯交惡，更說明中國的威脅來自陸地。等中美建交之后，中國才再一次和一個海洋大國打交道。 成為海洋國家是時間問題 1980年代，當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人們開始思考海洋文明。很有意思的是，改革開放實際上主要是向西方，和受西方影響的國家和地區(qū)，如日本和東亞經濟體開放，而這些國家和地區(qū)也就是海洋國家。向海洋國家開放，導致和海洋國家的互動，這是人們思考海洋文明的動機。這方面，當時很受知識界歡迎的電視片《河殤》具有典型意義。這個電視片比較全面地闡述了海洋文明的重要性。不過，電視片的動機主要是想以此來推動中國的體制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盡管電視片給人一種有關海洋文明的思考，但當時的中國并沒有成為海洋國家的實際需求。 簡單地說，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需要，來自中國的開放政策所導致的中國和世界的關聯。我們可以把中國的開放政策分成三個階段，即“請進來”、“接軌”和“走出去”。在過去的三十來年里，中國已經走過了兩個階段，現在已經進入第三階段。在1980年代，中國開放政策的主題是“請進來”，也就是打開國門，歡迎外國資本的進入。在這個階段，中國和世界沒有、也不會發(fā)生沖突。到了1990年代，中國確立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中國實行了“接軌”的政策，也就是調整和改革自己的制度體系，來適應世界體系。在這個階段，中國和世界也不會發(fā)生沖突。 從本世紀開始，中國開始實行“走出去”政策，這就直接導致了中國海洋地緣的崛起。中國資本“走出去”，表明中國需要發(fā)展出足夠的能力，來保護自己的海外利益，貿易大國的地位，也決定了中國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同時，中國周邊海洋資源的大發(fā)現，加快了周邊國家在和中國有爭議的海洋（島礁）地區(qū)開發(fā)資源的步伐，這大大加劇著中國和周邊國家圍繞著海洋島礁的主權爭議，甚至沖突。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必須轉向海洋，把海洋地緣政治提高到議事日程上來。 海洋地緣政治重要起來了，但要成為海洋大國則不容易。中國過去從來就沒有注重過海洋，現在開始討論海洋和海軍，僅僅是一個開端。英、美國家花了很長的時間成為海洋的主人?，F在，中國努力仿效今天主導著世界體系的美國，但已經沒有了當時英、美等國家成為海洋國家的歷史條件。盡管無論是主觀上的海洋意識和海洋文化，還是客觀上的環(huán)境制約，都不容許中國能夠像從前的海洋國家那樣，順利成為海洋國家，但中國成為海洋國家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 當然，中國學習其他海洋大國的經驗，并不是要重復其他國家成為海洋國家的路徑，中國必須探索自己成為海洋大國的道路。今天的全球化環(huán)境，已經為海洋地緣政治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條件。盡管全球化在一些方面強化了海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則使得地緣政治變得不那么重要。全球化表明各國之間的貿易，表明海洋地緣的重要性，但金融的全球化則表明金融經濟的重要性，而金融經濟則使得海洋地緣變得不那么重要，因為金融活動不需要經過海洋。 如果說在海洋地緣政治時代，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在金融全球化時代，誰控制了金融，誰就控制了世界。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貿易和金融經濟至少對中國來說同樣重要，而且金融經濟的未來，具有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諸如此類新出現的要素表明，中國要明了自己目前所處的世界地緣政治新環(huán)境，從而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新型的海洋大國。(作者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鄭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鄭永年：三中全會回答了什么樣的社會問題？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不是對一些重大問題重視不夠呢？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多，沒有人會期望三中全會能夠涵蓋所有的問題。但是，對一些重大的問題，人們的確希望能夠引起三中全會的關注，畢竟這次全會決定了中國領導層未來十幾年的改革議程。從這個視角來說，比較遺憾地是這次三中全會沒有把社會改革提高到領導層改革的最高議程上來。 人們已經發(fā)現，前些年一直提倡的社會改革在這次全會上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視。當然，這并不是說沒有涉及，而是分布到各個不同部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兩條來論述社會方面的改革，包括“社會事業(yè)改革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體制”?！吧鐣聵I(yè)”包括了教育、創(chuàng)業(yè)、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yī)藥衛(wèi)生。這些就是平常所說的“公共服務”?！皠?chuàng)新社會治理體制”包括“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fā)社會組織活力”、“創(chuàng)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和“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在社會治理的內容中，強調了政府要培植和扶持社會組織，尤其是在行會和社會服務等領域。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個內容中最主要的是決定設置國家安全委員會。很顯然，這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社會穩(wěn)定，是早些時候“維穩(wěn)”和“社會管理”的升級版，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社會改革的一部分。因此盡管也強調了社會組織的作用，但較之對政府管理社會組織的重視相比，社會組織的自我組織能力和自我管理空間顯得非常有限。 在任何社會，社會建設具有兩個重要的方面。第一是社會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第二是政府的社會政策，或者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這兩方面相互相成。如果社會能夠自我管理，政府就可以少管一些；但如果社會沒有自我管理能力，政府必然要管理一切。前者是大社會、小政府；后者是小社會、大政府。因此，在很多社會，社會改革的目標就是建設“小政府、大社會；強政府、強社會”。如同在經濟領域，改革的目標就是政府向企業(yè)分權，社會改革的目標也是政府向社會的分權。政府應當把社會能做的事情下放給社會，也應當把社會能做，政府也能做的事情下放給社會。如果是后者，就屬于政府向社會收購服務。應當是政府做的事情，但下放給社會去做，政府就要購買服務。政府管得少，管得好，就是小政府、強政府；同樣，如果社會有了空間并且能夠自我管理，就是大社會、強社會。 在中國，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把“大社會”和“強社會”視為是和政府對立的。實際的情況并不是這樣。政府在向社會分權的時候，也要通過立法等手段來監(jiān)管社會，因為每一個政府須要培養(yǎng)的是“好社會”，而不是“壞社會”，如黑社會、邪教等非法組織等。“好社會”就是政府的伙伴。 就一些領導人對“公民社會”的負面看法來看，人們仍然沒有意識到社會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如果社會自我組織能力和空間有限，這里所說的“社會事業(yè)”改革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就變得極其重要。很顯然，如果社會自己不能提供服務而政府又不能提供社會所要求的服務，最終的責任還是會落到政府之上。但正是在社會服務方面，政府面臨似乎不可逾越的困難。 沒有社會改革就沒有社會穩(wěn)定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中國的改革的政策重心都是經濟改革。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把執(zhí)政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而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則是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動綱領。而這兩次三中全會構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主題。很顯然，社會改革一直沒有進入領導層的決策視野。 直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及其之后，隨著“和諧社會”和“科學發(fā)展觀”等政策概念的提出，逐漸把社會改革和社會建設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到十八大之前正式提出了“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的政策目標。很多年來，人們希望執(zhí)政黨改變只重視經濟建設而忽視社會建設的局面，至少能夠把社會建設提高到和經濟建設同等的地位。畢竟，中國從理論上說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發(fā)展經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不過，社會主義國家更要搞社會建設。但事實是，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沒有能夠理解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之間的有機關系，甚至把兩者對立起來。 實際上，未來經濟改革是否成功，經濟發(fā)展是否可以持續(x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改革。例如，沒有社會改革，就不會有消費社會的制度基礎。消費社會建立不起來，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就會成為問題。再者，沒有社會改革，社會的穩(wěn)定就沒有基礎。如果過分依賴暴力機器，社會的暴力化不可避免。當然，如果沒有社會改革，未來的政治改革進程也會充滿暴力，即便是民主化了，也會是劣質民主。 前些年，人們在爭論中國是否會“拉美化”，這里主要指的是收入和社會分化的問題。但當時，西方也有一些人開始擔心，中國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有可能演變成為一些拉美國家所經歷過的右派專制社會。那就是，政府一方面用政治和行政權力來推動市場化，另一方面強化國家暴力機器來維持社會的穩(wěn)定。實際上，中共十六大以來的社會建設就是為了避免這樣一種情形的出現。十六大以來，中國政府努力拓展社會改革，包括社會保障、醫(y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等。但也不可否認，中國各方面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政策程度還是很低，并且社會改革從總體上來說，還沒有找到重大的突破口。 三中全會再次強調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這是可持續(xù)地經濟發(fā)展所必需。但是，在進行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的同時也需要大力進行社會建設。歷史上看，市場經濟是創(chuàng)造財富最有效的機制，但市場本身保持不了財富。財富流失是今日中國的普遍現象。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時間來培養(yǎng)龐大的中產階層，但亞洲的日本和后來的“四小龍”（韓國、新加坡、臺灣和香港）只花了30來年的時間培養(yǎng)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這些經濟體，都是靠市場經濟取得發(fā)展，也是靠社會建設來培養(yǎng)和扶持中產階級的。不過，亞洲這些經濟體遠比歐洲成功。歐洲國家經歷了長時期的、暴力的工人階級運動，才開始搞社會建設。但亞洲這些經濟體則是政府在推動經濟發(fā)展的同時花大力氣搞社會建設，才避免了轉型期間的暴力，保證了平穩(wěn)的轉型。在所有這些經濟體，法制和法治來保障財富，但更為重要的是社會改革。 要做蛋糕才能分蛋糕 鄧小平在80年代就指出過，沒有政治改革，不僅經濟改革不能深化，而且經濟改革所得的成果也不能得到保障。現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應驗了鄧小平的預言。很多年里，各級政府官員中間GDP（國內生產總值）主義橫行，把各種財富（青山綠水、好空氣、好土地、好身體）轉化成了GDP，制造了巨大的GDP流量，但是沒有能夠保持得住。中國大量的財富通過GDP機制流失到國外，成為其他國家的財富。 東亞經濟體在經濟起飛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就建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中產階級仍然非常小。財富分配不公和財富流失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如果光強調市場經濟，不重視社會建設，最終必然會出現大問題。要穩(wěn)定有序地發(fā)展，必須法治和社會建設一起來搞。在一個高度貧富分化的社會，法治就沒有生存環(huán)境。 此外，社會改革和社會建設還有一個機遇問題。社會建設需要大量的經濟和財政支持。從各國經驗看，早期必須是經濟發(fā)展優(yōu)先。沒有經濟發(fā)展，積累一定的財富，社會改革不可能。也就是說，先要做蛋糕，做大蛋糕，然后才能分蛋糕。各國的社會改革都發(fā)生在積累了一定的財富之后，一旦經濟進入低增長階段，社會改革就會變得極其困難。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現在正是社會改革的機遇期。中國經濟已經經歷了20來年的高增長，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已經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即使近年來經濟增速減小，但維持比較長期的中速增長是有可能的。這是社會改革的最佳時期。等到經濟進入低速增長時期，即使政府想搞社會改革，也會無能為力。實際上，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也取決于社會建設本身。 再者，如果說“市場化”改革是這次全會的主題詞，人們也必須區(qū)分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和社會領域的市場化。市場配置起決定性的作用，這只能局限于經濟領域。社會領域，比如住房、教育、醫(yī)療、社保等關系到全體國民民生的公共服務領域，不能過于市場化。而且，以往正是這些社會領域的過度市場化，才導致了經濟和社會的失衡。不能把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混同起來，簡單地把經濟政策應用到社會領域。這些社會領域依舊需要政府主導資源配置，政府可以也必須引入市場機制來提高服務供應的效率，但這里的市場機制和經濟領域的市場機制全然不同。要把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各自與市場的關系理順。 全會所展示的改革路線圖還是以經濟改革優(yōu)先，社會改革尚未提到頭等議程上來。盡管沒有經濟改革的順利開展和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社會改革自然難進行下去，但各種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的產生表明，必須把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來。一句話，中國要選擇19世紀的歐洲模式，還是要選擇二戰(zhàn)以后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模式。 從長遠看，社會組織建設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隨著經濟的發(fā)展，社會力量必然壯大。當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達到一定規(guī)模的時候，也就是社會在滿足了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之后，必然產生對政治權利的要求。盡管中國在現在這個發(fā)展階段，發(fā)展和強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極其重要，但也必須盡快把培植社會力量、建設社會伙伴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社會不僅可以自我管理，而且也可以幫助政府提供社會服務。但如果不強調社會組織建設，甚至壓制社會力量的崛起，反而會演變成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甚至敵對關系。（作者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鄭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湯敏：改革的細節(jié)最關鍵
對三中全會的遺憾，我覺得這個題目本身是一個很容易被誤導的。從我個人來講，三中全會其實超出我的期望，看了三中全會的決定以后，原來我認為哪些改革了，這是超出我的期望。剛才大家談的這些問題，實際上更多不是一種遺憾，更多是我們期望三中全會完了以后怎么樣進一步的推動，因為三中全會是一個決定，是一個很抽象的，他不可能在這個報告里面連沙漠治理都寫進去。第二、這個改革并不是我們中企改革，其實有些東西沒有寫清楚，就是目前還在探討，還在探索，還在博弈的一個東西。其實對我們來說更關注是三中全會以后有什么期待，我們每個人有自己的企業(yè)，有自己的行業(yè)，我們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這些未來怎么樣能夠真正落實下去，摸索這些細節(jié)?，F在實際上大家都看三中全會的目標、方向定了，下一步怎么做，這些其實最關鍵。各個部門，各個機構都在改革，這些改革的細節(jié)才真正決定市場是不是有力量。 過去也有很多很好的政策，但是最后沒有競爭過去，前36條，后36條都是推動民營企業(yè)發(fā)展的，最后都沒有落實下來。我們怎么樣防止或者避免未來三中全會的決定出來以后，下一步的改革真正能夠落到實處。我覺得今天是企業(yè)家的會，第一我們企業(yè)家應該要了解權，細節(jié)的政策沒有出臺之前，應該有了解權，應該有參與權，參與這個政策的制定，如果企業(yè)能夠真正的參與這些政策制定，很多企業(yè)可能做不好的，或者公共政策最后落實布勒的情況會大大減少。最后一點我們還應該有一定的監(jiān)督權，出來以后，到底做了沒有，做的情況怎么樣，除了社會的監(jiān)督，國家政府的監(jiān)督，政黨的監(jiān)督，企業(yè)還應該有監(jiān)督權。所以，如果有了這些，有很多可能，不是三中全會決定的遺憾，而是對三中全會的期望怎么樣能夠真正的把它變成新式。 從大的角度來說，我們確實處在一場革命的時代。就是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現在真正的第三次工業(yè)革命開始大規(guī)模發(fā)展。而每一次大的工業(yè)革命都是由每一種生產工具的變革而造成的。而現在互聯網，大家說互聯網20幾年前就有了，為什么現在才能體現到，互聯網革命深入到各個領悟呢？它的網速，現在不管是金融，不管是教育，不管是農業(yè)、工業(yè)等等，現在不斷往這邊走，它有跟在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的時期是一樣的，在電氣化工業(yè)的時期是一樣的。在這種大的革命的時候，它就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包括農業(yè)，相當多的業(yè)態(tài)被淘汰。我不是做企業(yè)的，但是我基金會也在做一些事業(yè)，在農業(yè)方面我們跟呼和浩特那邊做的就是在每個村找一個農民當信息員，他就是這個村子里的合作社社長，我們請他當信息員，把他很好的培訓，他就不斷的提出村子里的各種需求，我們在村子里找很多的NGO幫助他們把他的產品推銷?，F在把一些機關食堂，部隊食堂，學校食堂直接跟村子里對接，村子里直接可以把菜送到他們食堂，這些都是互聯網照樣可以在小農經濟里頭發(fā)揮作用。 我們現在在互聯網里頭還有一個非常關鍵，剛才大家都談到創(chuàng)新的問題?，F在談創(chuàng)新，大家談的更多是我現有的企業(yè)怎么創(chuàng)新，怎么來升級換代，美國創(chuàng)新是新型的創(chuàng)業(yè)性的技術。為什么美國有這么多這些年輕人能夠創(chuàng)業(yè)呢？剛才劉永好先生說，他年輕的時候每天恨不得工作24小時、48小時，現在大部分年輕人是愿意這樣做你們已經功成名就了，可能要慢一些了，但是多少年輕人，20多歲的年輕人，30歲的年輕人，他愿意每天做48小時，我們怎么幫助這些人。我們基金會現在70個大學生，有大學生的創(chuàng)業(yè)教育，我們看到一批這些年輕人真是非常的好，他們可能跟劉永好先生，跟王文彪先生當年一樣，他們也都愿意做，我們怎么給他們創(chuàng)造一個氛圍。 我們現在有不少的風險投資，但是我們的風險投資更關注是很快上市的最后一公里的投資，而不幫助最基礎的。我們現在教育部像美國一樣有很多創(chuàng)新，我們現在在推動大規(guī)模的在線教育，就是希望得到最新的知識，最新的學習。如果這些推動不了，中國的創(chuàng)新，中國的創(chuàng)業(yè)，不僅是現有企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包括新增的這些年輕的創(chuàng)業(yè)者，而這個是最大的潛力，而從我們社會來說，他們是最值得我們幫助的，而這種幫助需要全新的方式。30年前，20年前幫助企業(yè)家的方式可能不容易了，現在怎么樣幫助年輕人創(chuàng)業(yè)，怎么樣幫助更新的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的業(yè)態(tài)能夠大規(guī)模的出來，怎么樣把最新的技術，最新的信息能夠大規(guī)模讓這些年輕人學到，我覺得這個是把中國做成一個創(chuàng)新社會，我們趕上的一個機會。(作者系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 湯敏)
2014年5月27日 -
鄭永年：中國如何贏得新一波開放政策？
中國的開放政策已經持續(xù)了30多年，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中國改革的過程也是一個可持續(xù)的開放過程。作為兩個互為相關的過程，開放和改革互相支持和強化。沒有開放，就很難理解改革的成功；同樣，改革成功了，就可以促進更大的開放。不過要意識到，今天的中國已經面臨新的內外環(huán)境，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隨著上海自由貿易區(qū)等新特區(qū)的建立，要贏得這新一輪開放政策的成功，人們更需要總結經驗和教訓。 盡管從總體上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是成功的，但從早期的沿海開放經濟特區(qū)，到后來的各種形式的經濟特區(qū)，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甚至也有失敗的。一個大的歷史趨勢就是，特區(qū)遍地開花，特區(qū)不特。無論就其本身的建設還是其擴散和復制效應，早期沿海經濟特區(qū)算是成功的。但后來所建立的各種特區(qū)，盡管數量越來越多，但無論是地方層面還是國家層面的效果則越來越差。包括上海自由貿易區(qū)在內的新一輪特區(qū)建設，如果要成功，就必須逃避這個歷史大趨勢。 特區(qū)成功與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盡管這里有多元的因素，但從政策層面說，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因素是關鍵的，那就是領導層的領導力和制度創(chuàng)新。 首先是領導層的領導力。無論哪一個國家，無論做什么事情，要取得成功，首要的因素就是領導能力。在多方面的領導力中，領導者的遠見和頂層設計能力尤其重要。中國的第一波開放是1980年代沿海開放經濟特區(qū)。在眾多的特區(qū)中，深圳是最成功的。從中央層面來說，當時的中央領導層對所有這些特區(qū)，無論在廣東還是福建，都是相當重視的。但為什么深圳勝出？主要是深圳面臨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外部壓力，外部壓力造就了強有力的地方領導層。從一開始，深圳特區(qū)就成為中國政治的焦點。無論是圍繞“租界”、“殖民地”的主權爭論，還是“姓資”、“姓社”的路線之爭，焦點都是深圳。正因為深圳具有這樣的政治重要性，包括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在內的各級政府不敢怠慢，任命了一大批有遠見和能力的干部和官員。這些具有遠見和能力的官員，能夠在中國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中，通過追求思想解放“殺出了一條血路”。 中國開放的第二波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qū)。無疑，在這一波里，上海是最成功的。除了中央層面在政治上的大力支持外，上海所擁有的眾多政治和經濟人才是主要因素。無論是深圳和上海，兩地都能根據本地所具有的地緣經濟情況而設計發(fā)展路徑。除了深圳和上海，在過去的20多年里，也不斷有開放區(qū)和實驗區(qū)建設，但表現都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甚至也有失敗的案例。很多開發(fā)區(qū)沒有遠見，沒有頂層設計，大多是一些基礎設施建設罷了。實際上，開發(fā)區(qū)往往成為地方領導人的開發(fā)項目，也就是地方領導人追求地方經濟增長的項目。他們只追求地方短期利益追，沒有大局概念，不能把地方的發(fā)展和整個國家的發(fā)展結合起來。很多開發(fā)區(qū)甚至連本地所面臨的地緣經濟要素都沒有考慮到，純粹是領導人主觀意志的產物。 與領導力相關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體制創(chuàng)新。第一個層面的遠見和頂層設計非常重要，但要把遠見具體化轉變成為政策的頂層設計，還有一個執(zhí)行能力問題。如果沒有執(zhí)行能力，最好的頂層設計也會變成表面文章。如何強化執(zhí)行力？這里最主要的是體制創(chuàng)新。特區(qū)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概念，更是一個體制概念。特區(qū)的體制如果和現存體制一個樣，很難稱其為特區(qū)，特區(qū)也很難特別起來。在成功的特區(qū)案例中，人們不難發(fā)現具有區(qū)別于現存體制的新體制，尤其是在經濟體制方面。 體制創(chuàng)新平庸化的危險 特區(qū)在制度創(chuàng)新方面的權利，不是一些保守和左派人士所說的“特權”，而是制度創(chuàng)新的責任。設立特區(qū)的本意就是要為整個國家、整個社會探索一條制度創(chuàng)新之路。很可惜的是，從整體上來說，特區(qū)在推動經濟方面的功效，遠比制度創(chuàng)新方面的功效大。特區(qū)的體制創(chuàng)新能力微弱，具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特區(qū)體制的最初設計存在問題。特區(qū)不是政治特區(qū)，這一點并沒有錯。但是特區(qū)的設計者并沒有對體制設計做科學深入的研究，例如把政治、行政、社會、文化等不同方面的體制區(qū)分開來，確立它們之間的邊界。特區(qū)不是政治特區(qū)，也就是特區(qū)的政治體制要和國家整體的政治體制保持一致，以保障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但是，這并不是說其他方面的體制，也必須和現存體制一模一樣。沒有對特區(qū)體制有足夠的認識，在體制設計時便沒有解放思想，體制創(chuàng)新的能力自然就受到限制。 其次，即使在一些體制上原先有創(chuàng)新，但隨著體制的運作，這些創(chuàng)新的方面逐漸消失，被現存體制所同化。從政治性比較強的體制領域，例如黨政機構的設置、黨政關系、政府層級到社會性比較強的體制領域，例如社會、文化組織等等方面，特區(qū)沒有和現存體制有任何區(qū)別。特區(qū)本來就是新體制的試驗，成功之后，需要推廣到國家的其他地區(qū)和領域，但是現在則剛好相反，不是其他地區(qū)向特區(qū)“接軌”，反而是特區(qū)向其他地區(qū)“接軌”。再次，在特區(qū)發(fā)展過程中，意識到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一些特區(qū)，尤其是深圳，也不斷推出了一些體制改革。但是體制改革從來就沒有成功過。一旦體制改革的動議出現，最后往往演變成為一場意識形態(tài)之爭。一旦上升到意識形態(tài)的層面，制度創(chuàng)新就變得不可能了。 這也就是目前“特區(qū)不特”局面的原因。缺少強有力、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領導層，很快就使得特區(qū)演變成為一般城市或經濟區(qū)域。特區(qū)創(chuàng)始之時，往往出現具有遠見和頂層設計能力的領導者，但一旦建立起來，政治變得平庸起來，成為國家日常政治的一部分。 如何追求新一輪政策的成功呢？最重要的是中央層面的頂層設計。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特區(qū)是有頂層設計的，90年代的長三角的開放也是有頂層設計的。其他區(qū)域的各種特區(qū)和實驗區(qū)的頂層設計，就不是那么科學了，往往是地方做好了之后，中央批準一下，實際上是中央批準的地方項目?，F在也存在著這種情況。除了上海自由貿易區(qū)中央頂層設計的味道比較濃之外，其他幾個包括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廣州南沙、福建平潭等就缺少中央的頂層設計，更加像地方發(fā)展項目。很顯然，如果要成功，頂層設計要從地方提升到中央。 與頂層設計相關的就是這些新特區(qū)的整合問題?，F在人們對上海自由貿易區(qū)抱有非常高的期待，希望其能夠改變目前的改革困局，把國家的改革和發(fā)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但這并不現實。中國如此之大，要上海自由貿易區(qū)來改變目前的局面并不現實。但如果把其他幾個整合起來，形成一攬子新的開放政策，就會產生更巨大的能量。同時，現實出現的問題也要求這些新特區(qū)的合作和分工。目前，因為沒有合作和分工的統(tǒng)籌，這些區(qū)域之間已經出現互相競爭的局面。例如一些原來放置于其它區(qū)域的項目，開始往上海自由貿易區(qū)轉移，因為上海被視為具有更大的政策優(yōu)勢和發(fā)展?jié)摿Α８偁幉豢杀苊?，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沒有頂層設計，就會演變成惡性競爭。道理很簡單，每一個地區(qū)的競爭力并非來自市場，而是行政和政治。 新一輪的特區(qū)如果要走向成功，必須避免缺失遠見、頂層設計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領導者。這一波開放需要更高層次、更高要求的領導團隊。辦特區(qū)既是地方發(fā)展的需要，更是國家發(fā)展的需要，因此，特區(qū)不能淪落為只是地方項目。就是說，特區(qū)的領導人才的配置問題要重視起來。但現在沒有做到這一點。在各個地地方，無論是上海、廣東和福建，負責特區(qū)的地方領導層很少有遠見，能夠把特區(qū)建設和國家的發(fā)展結合起來。他們更多的是像開發(fā)商，GDP主義觀念過于嚴重，強調的往往只是特區(qū)對地方經濟增長的貢獻。他們對特區(qū)沒有一個中長期的規(guī)劃，特區(qū)定位不清楚。領導層只知道蓋大樓、修高速公路。也就是說，他們擅長于“造城”，但對于“造城”之后要干什么沒有清晰的概念。結果，往往會造成“鬼城”現象，“有城無市”或者“大城小市”。要改變這個局面，迫切需要配備有遠見和頂層設計能力的領導班子。 現在人們的共識是，新一輪的特區(qū)需要體現的是升級版的開放政策。只有升級版的開放政策，才能打造出升級版的自由貿易區(qū)或者實驗區(qū)。什么是升級版的開放政策？人們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首先是產業(yè)開放的升級版，就是要從以前的制造業(yè)等方面向更高層次開放，包括金融服務貿易等方面。第二，升級版的開放政策的目標，在于服務于國家整體改革的需要，尤其是經濟改革?，F在的經濟體制改革變得非常困難，因為每一體制背后都是龐大無比的既得利益。新的特區(qū)和試驗區(qū)要改變這種情況。從這一角度來看，新的特區(qū)必須在改變國家內部的經濟結構失衡方面有所作為，包括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大型企業(yè)和中小型企業(yè)、政府和市場等之間的失衡。大力發(fā)展民營企業(yè)，尤其是金融業(yè)顯得非常重要。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實現制度的升級版?，F在的設計仍然過分停留在經濟技術面。特區(qū)不是政治特區(qū)，就是說特區(qū)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但是共產黨的領導并不是說特區(qū)在行政、社會和文化體制方面的創(chuàng)新就不可以了?？梢园颜魏托姓?、社會、文化制度等方面區(qū)分開來。共產黨的政治統(tǒng)治不可動搖，但行政等方面的體制需要創(chuàng)新。如果沒有體制創(chuàng)新，或者特區(qū)的各方面體制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特區(qū)便會變得毫無意義。從1980年代到現在，很多特區(qū)都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缺失體制創(chuàng)新是主要原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新加坡和香港等都是一級政府，但中國的很多特區(qū)包括深圳和珠海，到現在為止仍然有三級政府、四級管理。特區(qū)儼然和其他城市一樣，是一個官僚的城市。必須意識到，不是特區(qū)的經濟表現而是特區(qū)的體制創(chuàng)新，才是特區(qū)存在的意義，更是特區(qū)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礎。 體制創(chuàng)新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體制的可復制性，就是說，在特區(qū)和實驗區(qū)的新設立的體制，在其成功之后要推廣到其他地區(qū)。換句話說，是其他地區(qū)要和自由貿易區(qū)和試驗區(qū)的體制“接軌”，而不是相反。新體制被舊體制所同化，不是人們所希望看到的結局。上海自由貿易區(qū)的頂層設計，強調了這一點。但如何把新體制復制到其他地區(qū)，而不是被舊體制所“同化”？從過去的經驗看，要回答這個問題并不容易。 特區(qū)或者試驗區(qū)建設就是要以開放促改革，以體制創(chuàng)新促體制改革。中國在這方面，已經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今天中國面臨新的局面，特區(qū)和試驗區(qū)也具有了新的使命。從這個角度看，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作者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鄭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鄭永年：海外人才引進缺乏相應的人才載體
2013年10月21日下午兩點，來自海內外的知名高層次歐美同學會會員及留學人員代表，在聆聽了上午人民大會堂習近平總書記在歐美同學會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后，相聚在歐美同學會會館第四會議室，參加了由歐美同學會建言獻策委員會主辦，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承辦的一場專題建言獻策座談會，大家在會上從各自的留學經歷與回國創(chuàng)業(yè)發(fā)展的獨特視角，分別從宏觀與微觀、專業(yè)與現實等諸多領域，坦率并真誠地闡述了自己的獨特觀點與建議，希望發(fā)揮建言獻策的話語權與權威性，推動中國留學事業(yè)、海歸事業(yè)健康穩(wěn)步的發(fā)展。 來自海內外的知名留學人員代表紛紛發(fā)言，對歐美同學會及目前中國留學人員的政策、方針和現狀，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以下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發(fā)言實錄： 知識經濟沒有人才什么都沒有，有了人才，資本也不成問題。我講一個觀點，中國現在人才沒有載體，所以人才制度的改革要跟行政體制，尤其是事業(yè)單位的體制改革結合起來。 盡管我們有千人計劃等各種人才引進計劃，然而還是有很多高端人才流向海外。海外的人才往外流，國內培養(yǎng)的人才往外流，包括清華、北大畢業(yè)的高端人才都往外跑。從全球的人才流動趨勢來看，總體上是發(fā)展中國家為發(fā)達國家培養(yǎng)人才。 為什么有些海外華人回國以后又選擇離開？我認為還是缺乏人才載體?，F在海外人才回國以后，國家會給你一個行政級別，因為中國的資源分配是跟行政級別掛鉤的，沒有行政級別就拿不到資源。中國的科研基金、項目基金的評審都是這樣，背后都有政治操作，而不是單靠學術研究的水平。而另一個方面，一旦你拿到行政級別的話，它同樣會害了你，你根本沒有時間去做學術研究。因此，很多人回國以后又選擇離開。 新加坡為什么留住人才？新加坡有四所公立大學，其中三所大學的校長都是外國人。許多大學中研究所的所長都是外國人，醫(yī)院和國有企業(yè)的高層領導有很多外國人，這些職位都是人才載體。中國的人才回國后去哪里？沒地方去。一個教授職位窮得要死，什么都沒有。海外人才只能擔任由行政級別的領導，這樣才能有相應的資源。 中國的下一步的人才制度改革重點是體制改革，一定要把事業(yè)體制都改革去行政化。第一步，企業(yè)、醫(yī)院、大學、研究院和研究所都要去行政級別。目前你做一個課題項目，如果沒有一個行政級別，就不能報銷。而我在新加坡東亞所當所長，我什么行政級別都沒有，我同樣可以做。在政府領域需要行政級別，而如果其他機構不去行政級別的話，如果大家還是一味去追求行政級別的話，中國的人才制度改革就搞不好，人力資源市場不會有公平競爭，也就不會實現人才的真正回流。 下一步，如果中國能把事業(yè)單位去行政化，單位的領導實行公平競爭，誰都可以來當。這樣的話，國企、研究所、大學等部門的各種職位就會成為人才的載體，就可以真正的吸引海外人才回國。如果沒有人才的載體，人才進來以后，照樣會流出去。
2014年5月27日 -
黃亞生：加大教育改革，大力吸引海外年輕學者
2013年10月21日下午兩點，來自海內外的知名高層次歐美同學會會員及留學人員代表，在聆聽了上午人民大會堂習近平總書記在歐美同學會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后，相聚在歐美同學會會館第四會議室，參加了由歐美同學會建言獻策委員會主辦，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協辦的一場專題建言獻策座談會，大家在會上從各自的留學經歷與回國創(chuàng)業(yè)發(fā)展的獨特視角，分別從宏觀與微觀、專業(yè)與現實等諸多領域，坦率并真誠地闡述了自己的獨特觀點與建議，希望發(fā)揮建言獻策的話語權與權威性，推動中國留學事業(yè)、海歸事業(yè)健康穩(wěn)步的發(fā)展。 來自海內外的知名留學人員代表紛紛發(fā)言，對歐美同學會及目前中國留學人員的政策、方針和現狀，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以下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副院長黃亞生的發(fā)言實錄： 以后再講海歸的時候，可能要問一下他是回歸中國還是回歸美國。現在有一種趨向是相當一部分海歸辭去了在中國的工作而回到美國，他們大多90年代回來的海歸。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我認為主要是他們缺乏法律上的保護和政治上的安全。這個現象應該作為一個課題去研究，去發(fā)現這個現象背后的原因。 講到中國經濟的轉型，中國的經濟肯定是需要轉型。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有70%靠投資和勞動力的推動，有30%是靠生產力的推動。而這30%里有差不多60%是我國工業(yè)化的結果。 加大對學術人才的引進 講到千人政策，我注意到一個現象。第一、千人計劃引進的人才大多是企業(yè)界的創(chuàng)業(yè)人才，學術界的相當少一些。另外，學術界回來的人才，是那些已經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人才。用投資領域的專業(yè)術語來講，可能千人計劃是PE，而不是VC，不是早期的投資，只是晚期的投資，這樣的篩選本身成本是非常高的。 我國的人才引進過多的傾向于企業(yè)和商業(yè)人才，我認為還是要重視學術界人才的吸引。我是MIT（麻省理工學院）畢業(yè)的，現在從事廣告業(yè)。MIT最近的研究顯示，將MIT的教授和校友創(chuàng)辦的公司都加起來的話，它的銷售額在2010年是相當于世界第11大經濟體韓國的GDP。而斯坦福以同樣的研究方式的話，得出的結論斯坦福的教授和校友創(chuàng)辦的公司的銷售額相當于世界的第十大經濟體。如果把大學搞好的話，它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可能遠遠超過純粹吸引10000個的企業(yè)人士。 從長遠發(fā)展來講，我國的人才政策是不是應該考慮更多的面向年輕的海外人才？首先他的發(fā)展空間更大。在科技領域，科學家一般在二十幾歲、三十幾歲時最有才干。而之后會因為年齡或者因為各種應酬，他的創(chuàng)新意識會大大衰退。 我建議在今后的人才引進中，可以適當選擇一批具有成長潛力的年輕學者。就像創(chuàng)業(yè)公司一樣，很多會有很多案例可能是失敗的，但是有幾家成功的話，就很可能為中國拿諾貝爾獎。如果將有潛力的年輕學者排斥在引進計劃之外的話，他們在海外取得成績后，結婚生子，很難回來。 加大教育改革 講到人才政策，我們需要進行教育體制的改革。如果國內有能夠充分有學術的自由，教授可以有選擇研究課題的自由，自然會有許多海外學者選擇回國。體制的改革本身就是人才吸引，這個作用比千人計劃要大很多。 我跟國內學校交流時發(fā)現，中國高校要進行課程改革特別難，大學生要換專業(yè)也特別難，歐美同學會可以在教育體制改革方面做一些呼吁。人才的是很宏觀，涉及很多領域，有些表面上跟海外人才吸引沒有關系，而它對人才引進有著很大的推動作用。
2014年5月27日 -
湯敏：通過網絡把最好的教育資源直接送到鄉(xiāng)村學校去
我先給大家講一個段子?！罢f中國移動用了幾十年才發(fā)現騰訊是真正競爭對手，工商行最近才醒悟，馬云才是最危險的敵人，未來酒吧，咖啡廳還喝咖啡嗎，酒店就是用來睡覺的嗎，餐廳就是用來吃飯的嗎，美容業(yè)就是靠折騰那張臉嗎，我加了一句，未來的留學是一定要出國嗎？” 我們正處于一個世界瞬息萬變的時代。最近一系列變化和挑戰(zhàn)給我們帶來很多新的機遇。留學生要出國才能學習外國的知識和理念，這是過去的想法，現在隨著MOOC（Massive，open online course）的出現，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課很快都可以完全在網上學習。用戶不但可以在網上學習，還可以通過網上學習而獲得相應高校的學分，這是全球教育的最新發(fā)展趨勢。未來的留學很可能就是主要的課程就在自己的寢室里，家里頭，甚至學校學習，然后花一年、兩年的時間到世界各國，更好地去體驗各種不同國家的社會現象。 我是1984年出國，2009年回來，在國外待了很長時間，回國從事過不同領域的工作，從原來的經濟跨界到現在的公益慈善。把當今世界上流行的大規(guī)模公開在線教育（MOOC）在全國推廣。最近我們做了一個實驗，把中國最好的中學人大附中的課通過攝象頭直接用到全國5個省的12個貧困鄉(xiāng)村學校去。使鄉(xiāng)村學校的學生跟人大附中的同學同堂聽課，同堂作業(yè)，同堂考試。另外，我們跟北京大學合作，把北京大學一個創(chuàng)業(yè)課程傳播到全國70所大學里，70個大學的同學能夠跟北京大學的同學同堂上創(chuàng)業(yè)課，一起分享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業(yè)歷程和成功經驗。 教育確實不公平，特別是傳統(tǒng)教育方式是不可能公平的。但是有了這種MOOC，有了這種實驗方式，就有可能把最好的教育資源通過網絡直接送到鄉(xiāng)村學校去。我們現在在12個學校進行實驗，下一步希望可以做到128個學校，全國的學生都可以共享優(yōu)秀的教學資源，教育公平這個問題就不是一個夢想，有可能成為現實。(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 湯敏)
2014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