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軍：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場與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
2019年12月3日
徐秀軍，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金磚國家研究基地執(zhí)行主任。
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經濟相互依存度不斷提升的歷史進程。早在19世紀,很多哲學家就對人類的經濟全球化實踐進行了深入觀察和理論探索。例如,卡爾·馬克思(Karl H. Marx)和弗里德里?！ざ鞲袼?Friedrich Von Engels)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共產黨宣言》《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等著作中就闡述了世界貿易?世界市場?世界歷史等問題,深刻揭示了經濟全球化的本質?邏輯和過程?！豆伯a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盵1]進入20世紀,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商品交換在世界范圍內擴展?形成世界市場,從而使各個國家?民族逐步連為一體。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蘇兩大陣營的相互隔離使經濟全球化主要局限在東西方市場內部。直到冷戰(zhàn)結束,世界市場才在更高的生產力發(fā)展條件下逐步融為一個整體。人類社會由此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其生產和消費的世界性與馬克思所處的歷史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從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來看,世界市場是在民族國家體系中得到迅速發(fā)展的。經濟全球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時代潮流,除了技術進步的客觀條件外,在很大程度上還在于它能夠滿足民族國家對國家利益的追求。而全球化的收益從一開始就同貿易相伴相生。這主要基于如下邏輯:每個國家和經濟體都有自己的優(yōu)勢,可以在交換中實現(xiàn)優(yōu)勢互補,實現(xiàn)各自的利益。早在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就提出“以所多易所鮮”,并用“貨殖”來闡述交換中的收益。[2]17世紀,英國晚期重商主義的代表托馬斯·孟(Thomas Mun)更為全面地論述了對外貿易的各種收益。[3]英國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則明確將“得自貿易的收益”作為經濟增長的來源之一。[4]他認為,如果每個國家根據(jù)自己的優(yōu)勢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世界各國的福利就會增加?；谶@些理念,長期以來,世界各國都在促進生產要素流動?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創(chuàng)造國內統(tǒng)一市場的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并因此獲得了巨大收益。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提出及其后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并實現(xiàn)40余年貿易與經濟的快速增長便是較為突出的案例。
然而,在2008年世界經濟遭受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后,一些國家經濟政策的“內顧”傾向加重?保護主義盛行。根據(jù)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全球貿易預警(Global Trade Alert)數(shù)據(jù)庫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2009年至2018年間,全球累計出臺了13954項有損他國商業(yè)利益的保護主義政策措施,其中2018年達1694項,創(chuàng)歷史最高紀錄。分國別來看,美國出臺的保護主義措施數(shù)量最多。2009年至2018年,美國實施的保護主義措施高達1913項,居全球首位;同期,排在第二位的德國累計出臺1548項保護主義措施(如圖1所示)。盡管金融危機已過去多年,但是一些國家不僅沒有減少保護力度,實施的保護主義措施還大幅增加。例如,2018年美國出臺238項保護主義措施,較上年增加37.6%;同期,德國出臺了187項保護主義措施,較上年增加114.9%。這表明,對很多國家來說,保護主義措施并非應對金融危機的權宜之計,而是呈現(xiàn)出不斷加劇和長期化的發(fā)展趨勢。
這些因素增加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確定性,并使經濟全球化經受巨大挑戰(zhàn)。引導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fā)展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從各成員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二十國集團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立場和主張來看,世界各國都意識到經濟全球化受阻將影響全球化收益的獲取,意識到加強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從歷史實踐來看,經濟全球化以國際分工和市場經濟為基礎,把經濟活力?生產效率和發(fā)展機會傳導到世界各國,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和世界經濟的增長。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全球性問題日益凸顯,全球經濟治理的赤字不斷加大。治理赤字已成為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zhàn)。[5]全球經濟治理是以規(guī)則等制度為基礎的治理。從深層次講,經濟全球化的治理赤字表現(xiàn)為全球經濟治理制度中的民主赤字?責任赤字和效用赤字。[6]從全球經濟治理主體的行動來看,全球治理赤字直接反映在全球范圍內此起彼伏?持續(xù)不斷?日益盛行的逆全球化政策上。為什么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目標同政策行動之間出現(xiàn)了背離?這一問題既與全球治理赤字產生的根源相關,也將為消化全球治理赤字奠定基礎。本文將嘗試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家—市場”的分析框架對這一問題加以探討。
二、審視經濟全球化進程:現(xiàn)象描述與理論探討
人們對全球化的理解一般不外乎器物?制度和觀念三個基本維度。在器物層面,隨著分工的深化和市場的擴大,商品和服務以及資本?勞動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的規(guī)模和速度加大加快;在制度層面,原本的“地方性”規(guī)則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得到普遍的尊重或日益具有普遍性,同時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轉對非中性的國際規(guī)則高度敏感?依賴;在觀念層面,借助于傳媒革命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不同人?不同族群?不同國家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在交流與碰撞中或趨同或分化。[7]這反映了認識全球化進程的復雜性,也使人們對全球化進程的認識產生了分歧。
一般來看,貿易和跨境資本流動是衡量經濟全球化進程最為重要的指標。在貿易方面,近年來全球貨物貿易增長明顯乏力,實際增速低于世界經濟增速成為新的常態(tài)。聯(lián)合國貿易和發(fā)展委員會(UNCTAD)的數(shù)據(jù)顯示,繼2009年全球貨物出口額較上年大幅下降22.2%后,2015年再度出現(xiàn)12.9%的降幅。盡管2018年全球貨物出口額達到19.476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但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提升難以突破(如圖2所示),實際增速仍處較低水平。根據(jù)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初步估算,2018年全球貨物出口額實際增速僅為2.8%,低于世界經濟增速0.4個百分點。[8]在對外投資方面,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增長遠低于歷史水平。聯(lián)合國貿易和發(fā)展會議(UNCTAD)的數(shù)據(jù)顯示,2008年至2018年間,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額平均年增長率為-1.5%;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的30年間,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額平均年增長率為18.2%;近三年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額占GDP的比例逐年下滑(如圖2所示)。貿易與跨境直接投資增長乏力甚至出現(xiàn)回落成為全球化逆轉的直接證據(jù)。
然而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又正在新的維度加速深化。例如,2016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發(fā)布的一份報告從跨境數(shù)據(jù)傳輸與共享及其經濟效應理解經濟全球化進程。報告顯示,2005年至2014年間,全球跨境寬帶數(shù)據(jù)傳輸增長了45倍,在接下來的5年中還將增加9倍。同期,全球經濟總量因此至少增長10%,其中僅2014年就因此增加了2.8萬億美元。同時,全球12%的貨物貿易通過國際電子商務實現(xiàn),50%的服務貿易實現(xiàn)了電子化。[9]美國信息存儲資訊科技公司易安信(EMC)預計,2020年全球數(shù)據(jù)總量將從2005年的130EB增加到40000EB,相當于全球每人擁有超過5200GB的數(shù)據(jù)。[10]由此可見,全球范圍內的數(shù)據(jù)和信息正處于高速增長時期,跨境數(shù)據(jù)流動增長正成為經濟全球化深化發(fā)展的積極信號。
此外,一些學者從制度和規(guī)則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展來考察全球化,認為國際貿易規(guī)則的普遍適用性不斷提高,是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11]在他們看來,盡管全球化正在經受嚴峻挑戰(zhàn)和挫折,但國際規(guī)則的普遍適用性仍處于不斷提高的過程中。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接受現(xiàn)有國際規(guī)則的國家和地區(qū)越來越多。盡管當前大部分國際規(guī)則和國際組織是由個別或少數(shù)國家制定創(chuàng)立的,但其接受者不斷增多。二是參與制定規(guī)則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越來越多。無論是在區(qū)域還是全球層面,新規(guī)則的制定和新機構的創(chuàng)立已不再為個別和少數(shù)國家壟斷,越來越多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擁有了發(fā)言權和規(guī)則制定權。三是國際規(guī)則涉及的領域和議題越來越廣。隨著新技術和新興產業(yè)的發(fā)展以及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的凸顯,全球經濟治理的新議題不斷涌現(xiàn),推動了相關領域新規(guī)則的制定。同時,國際經貿規(guī)則還在從邊界規(guī)則向邊界內規(guī)則擴展,規(guī)范的對象則涉及國有企業(yè)?知識產權?環(huán)境保護和勞工等。[12]
從政策維度來看,近年來一些經濟體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潮泛濫,經濟政策的排外和“內顧”傾向加重。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在對外經濟關系上采取更加強硬且力度更大的保護主義政策。特朗普上任后,美國政府推崇“美國優(yōu)先”,大力推行單邊主義政策,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NAFTA)并設置“毒丸條款”,[13]宣布退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xié)定》,向多國挑起經貿摩擦。在歐洲,歐盟內部的分裂勢力日益增強,英國新首相將“脫歐”作為政府主要議程,區(qū)域經濟一體化發(fā)展前景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在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地區(qū),熱點問題頻現(xiàn),反全球化運動經久不息,威脅到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多邊經貿合作。民粹主義?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的相互交織使得多邊經貿體制正經受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侵蝕了經濟全球化深入發(fā)展的基礎。盡管全球化是否正在逆轉還存在爭論,但全球經濟正在遭受逆全球化政策的挑戰(zhàn)是不爭的事實。
在全球化的早期研究中,總體上將全球化的發(fā)展視為理所當然,較少關注全球化的可逆性。隨著全球化研究的深入,很多人仍堅信全球化既不可逆轉也不可避免。[14]但與此同時,一些學者開始對全球化進程的發(fā)展前景提出質疑。為了探尋影響全球化發(fā)展的因素,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提出,市場化的國際社會由如下兩個方向的相反運動構成:一是擴大市場范圍的自由放任運動,二是抵制經濟“脫嵌(disembedding)”的保護性的“反向運動(countermovement)”。市場自由主義者將全球市場運行的保護性障礙視為“集體主義陰謀(collectivist conspiracy)”。由于自我調節(jié)的市場體系存在自身無法應對的壓力,波蘭尼認為,為全球市場運行設置保護性障礙是所有社會群體的一種自發(fā)的?非計劃的反應。為了阻止經濟“脫嵌”帶來的災難,保護性的反向運動不得不發(fā)生,并且有利于自由放任經濟的運動也需要這種反向運動來維持穩(wěn)定。[15]正是由于這種“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的作用,全球化才會放緩?停滯或倒退,并因此行穩(wěn)致遠。
根據(jù)保羅·赫斯特(Paul Hirst)和格雷厄姆·湯普森(Grahame Thompson)?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等人的研究,全球化在邏輯上存在逆轉的可能性,認為全球主義(globalism)強化過程速度的放緩?停滯乃至由強轉弱都可以被視為全球化逆轉的征兆和證據(jù)。[16]同時,一些學者探討了全球化逆轉的原因。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考察了全球化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而逆轉的過程,指出其根源在于帝國的過度擴張?大國之間的競爭?不穩(wěn)定的聯(lián)盟?流氓政權和恐怖組織。[17]有學者將全球化逆轉的動因歸結為四個方面:一是利益集團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二是大規(guī)模戰(zhàn)爭?自然災害?疾病?恐怖主義等不可控的外部沖擊;三是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四是全球化與多樣性之間的矛盾。[18]這些對全球化逆轉這一現(xiàn)象及其動因的研究使人們充分認識到,經濟全球化并非一個直線上升的過程,短暫的倒退是可能的,甚至還有其必然性。在多數(shù)學者看來,全球化不僅不會因此崩潰,還會在更高水平和層次上繼續(xù)向前推進。正如有人所說的:“全球化的可逆性并非絕對意義上的逆轉,而是相對意義的逆轉”。[19]
一些從技術角度分析全球化的學者給出的判斷卻不盡相同。美國國際政治學家約瑟夫·奈(Joseph S. Nye)認為,全球化受技術和政策兩大因素驅動,由于技術進步不會倒退,其對全球化的影響總是正向的,因此全球化進程的最大挑戰(zhàn)來自國家政策。[20]但國家政策會發(fā)生周期性調整,所以經濟全球化終將繼續(xù)向前。也有學者認為,在過去數(shù)百年中,技術進步為人員?資本?技術等要素的跨境流動以及貨物和服務貿易提供了便利,但技術進步也會助推“逆全球化”進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系學者芬巴爾·利夫西(Finbarr Livesey)將技術進步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下降作為分析基礎探討了逆全球化趨勢的實質。他認為,全球化正在經歷從離岸到回岸?從全球到本土的根本性變革,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技術的發(fā)展將使勞動力成本不再成為企業(yè)管理者考慮的重要因素。本土化而非全球化更能節(jié)省成本,國際分工的基礎將因此發(fā)生根本性動搖,發(fā)達國家的制造業(yè)回流和全球貿易持續(xù)下降將成為可能。[21]
在一些激進的全球化研究者看來,只有全球化逆轉才能解決當前面臨的諸多全球性問題。例如,總部設在泰國的政策研究機構“聚焦全球南方(Focus on GlobalSouth)”的創(chuàng)始人沃爾登·貝洛(Walden Bello)就較早提出逆全球化主張。他認為,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制度無法兌現(xiàn)讓所有人共享繁榮的承諾。由于政府不愿干預,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會導致長期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的蕭條。因此,全球化是一個頗具爭議的過程,全球秩序的合法性也正在被削弱。為此,他主張對現(xiàn)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進行解構和重構:一方面,在實體和機制上廢除布雷頓森林體系,例如將IMF轉變?yōu)闆]有政策權力的研究機構;另一方面,在新建立的區(qū)域經濟體系中,除了要包含政府和企業(yè),非政府組織和國民組織也要積極參與其中。[22]這既表達了對全球化現(xiàn)狀的不滿,也能為全球化的逆轉提供一定程度的解釋。
三、全球化時代國家?市場與國家經濟政策選擇的分析框架
在國際層面,國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國家的經濟政策既是國家對市場施加影響并使其服務于國家目標的方式,也是對世界市場侵蝕國家權力和制約國家行為的反應。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與市場的邊界與各自功能的變化使得國家經濟政策的影響呈現(xiàn)新的特征。
按照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分析,經濟全球化可以看作人類歷史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其根本動因在于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和科技進步。從歷史上看,世界市場的形成和發(fā)展是以工業(yè)技術革命為代表的生產力自身運動的結果。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世界市場得以建立,全球經濟日益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tài),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盵23]因此,經濟全球化進程可以追溯到機器大工業(yè)的發(fā)展。大工業(yè)的出現(xiàn)必然引起廣泛的社會分工,進而引起商品交換的擴大。[24]商品交換在世界范圍內擴展則形成了世界市場,從而使各個國家?民族連為一體。
在全球化的早期階段,世界市場的形成與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相伴而生。在少數(shù)西方大國的主導下,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qū)被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很難有自主的經濟發(fā)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隨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建立在殖民體系基礎上的世界市場開始根本改變。同時,隨著一批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世界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經濟全球化隨即進入“兩個平行市場”的發(fā)展階段。在此階段,商品和要素主要在兩個市場內部流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世界體系中,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加大了。在資本主義世界,國家致力于通過行政手段來恢復經濟秩序和創(chuàng)造市場,并借助市場實現(xiàn)自身目標。作為政府對市場干預的具體體現(xiàn),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國家建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關稅(IMF)和貿易總協(xié)定(GATT)等重要國際機構和協(xié)定。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實行的是國家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難以發(fā)揮有效作用。
冷戰(zhàn)結束后,兩個平行世界才逐步融合為一個整體,世界市場的規(guī)模迅速擴大,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日益深化,各國相互依存大幅提升。這一方面表現(xiàn)為參與世界市場的主體數(shù)量大大增加。不同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fā)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qū)都卷入同一世界市場,相互聯(lián)系日益加強,共同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同時,跨國公司的數(shù)量和規(guī)模空前擴大,成為世界市場中最為活躍的力量,甚至個人也能對世界市場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各個國家和地區(qū)卷入世界市場的深度大大增加,國際貿易與投資等跨國經濟活動在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嚴格意義上講,以此為起點,人類由此進入真正的經濟全球化階段或者說全球化時代。在全球化時代,由于國家參與全球化的自主性大幅提升,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系才按其內在邏輯演進。這為考察國家與市場關系奠定了基礎。
如今,以互聯(lián)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在新的領域以新的形式加速推進,世界各國之間的聯(lián)動關系以及民族國家對世界市場發(fā)展的能動性也因此呈現(xiàn)新的趨勢和特征。一方面,世界市場的邊界不斷拓展,并向國內社會侵蝕和滲透,從而影響民族國家的對外行為;另一方面,隨著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各種弊端的累積和加劇,民族國家在主權范圍內的政策調整和跨越國境的政策協(xié)調更加頻繁,以應對強大的市場功能帶來的負面效應。正如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系學者肖恩·里艾恩(Sean O. Riain)所言,全球化改變了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場和社會是相互嵌入的,并通過彼此的相互作用來相互構建。[25]
在全球化時代,國際經濟政策更具復雜性,對其的系統(tǒng)理解和考察必須根據(jù)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互動來進行。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fā)展,為了應對世界市場的變化,國家的經濟政策選擇日益呈現(xiàn)出新特征。從影響來看,這些特征主要表現(xiàn)為國家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回溢效應(spillback effect)和聯(lián)動效應(linkage effect)所呈現(xiàn)出的新趨勢。
一是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日益加大。所謂“溢出效應”是指一國經濟政策對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影響。從影響的施加者來看,世界經濟體系中重要經濟體的經濟政策對外部世界的影響更大;從受影響的對象來看,對外依存度較高或經濟脆弱性較高的經濟體更容易受到他國經濟政策調整的影響。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都加大了經濟政策調整的力度和頻率,但一些國家利用其強大的政策溢出效應,試圖將自身的危機和問題轉嫁給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例如,作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肇始國和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在危機后出臺了大規(guī)模的經濟刺激計劃,其中包括大規(guī)模的量化寬松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些政策在促進美國經濟復蘇的同時,卻給其他很多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guī)砹饲八从械耐獠繘_擊。這使人們開始意識到一國經濟政策可能會產生非常強大的溢出效應。為了評估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更好監(jiān)測全球經濟運行和推動各成員之間的政策對話,IMF決定從2011年開始發(fā)布溢出效應報告,并重點考察中國?歐元區(qū)?日本?英國和美國等5個系統(tǒng)重要性經濟體(S5)的經濟政策的外部影響。[26]在后來的報告中,IMF還將對溢出效應的監(jiān)測范圍擴展到5個系統(tǒng)重要性經濟體之外。
二是經濟政策的回溢效應日益加大?；匾缧侵甘芤绯鲂绊懙膰液偷貐^(qū)采取的相關應對政策對溢出效應來源國的影響?；匾缧拇嬖诒砻鲊抑g的政策影響并不是單向的,而是一種雙向關系。長期以來,人們在討論中國等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運行時,往往將外部政策環(huán)境視為重要變量;而對美國等主要發(fā)達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來說,卻少有考慮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相應政策調整可能會對自身產生的影響。如今,情勢已發(fā)生了重大改變,回溢效應逐步進入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的視野。一項關于新興市場國家政策回溢效應的研究表明,在美國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家會通過改變外匯儲備?國內貨幣政策以及匯率等政策調整對美國產生回溢效應,導致美國利率水平上升,進而對美國國內投資和經濟復蘇產生抑制作用。在新興市場國家中,中國政策的回溢效應最為顯著。[27]正因如此,自2014年起,IMF發(fā)布的溢出效應報告開始關注受溢出效應影響的經濟體的相關政策的溢出,回溢效應由此被納入考察范圍。[28]這些新的變化表明,無論是發(fā)達經濟體還是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都不可能只顧自身條件和目標來制定經濟政策,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xié)調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重要。
三是經濟政策的聯(lián)動效應日益加大。聯(lián)動效應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政策在調整的頻率?力度和方向上呈現(xiàn)出來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在全球化時代,盡管各個經濟體的經濟基礎和條件?面臨的經濟形勢和環(huán)境各不相同,但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各經濟體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相互協(xié)調的關系。這里既包括在積極意義上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相互配合與協(xié)作,也包括在消極意義上的相互干擾與制約。從客觀結果來看,經濟政策的協(xié)同效應主要表現(xiàn)為各國經濟政策的趨同性。除了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國普遍推出促進經濟復蘇的刺激性政策之外,近年來各國經濟政策的趨同性同樣非常明顯。在財政政策上,在2016年11月主張減稅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的同時,英國政府就宣布了包括降低企業(yè)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在內的一系列減稅計劃。次年,美國通過《減稅與就業(yè)法案》(即“稅改法案”)后,多數(shù)全球主要經濟體都下調了稅率。根據(jù)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2018年二十國集團成員中有14個成員的總稅率較2016年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意大利下降8.9個百分點,印度?法國和中國降幅均為3個百分點以上?？偠惵侍岣叩闹挥心鞲?南非和德國,分別提高1個?0.3個和0.1個百分點。另外3個成員的總稅率則保持不變。[29]在貨幣政策上,僅2019年前三個季度,在國際清算銀行(BIS)追蹤的全球38家央行中,包括美聯(lián)儲?歐洲央行在內的22家央行宣布降息。剔除實行資本管制的阿根廷央行和利率數(shù)據(jù)不完整的克羅地亞央行后,降息比例超過六成。[30]
在分析國際社會中的任何現(xiàn)象時,無論是強調國家還是強調市場的作用和功能,都不能完全割裂兩者之間的聯(lián)系。即便是在主張經濟自由放任?政府減少干預的學者看來,政府仍然要承擔為市場提供必要條件和保障的功能。在很多學者看來,國家與市場的關系是理解當代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變化的基礎。世界市場會影響國家之間的關系,國家為了自身利益也會成為影響市場運行的重要力量。[31]同世界市場的形成和發(fā)展一樣,經濟全球化作為一種潮流,有其產生和發(fā)展的客觀原因,也與國家基于實現(xiàn)自身利益的政策選擇不無關系。如果假定國家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為體,國家經濟政策的目標便是最大限度地創(chuàng)造財富,并最大限度地在財富分配中爭取利益。因此,財富的創(chuàng)造和分配將國家與市場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成為理解國家經濟政策與經濟全球化之間關系的基本線索(如圖3所示)。
一方面,市場導向的經濟政策對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fā)展起到推動作用,促進了全球福利的改進。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各國尤其是發(fā)達國家壟斷資本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20世紀80年代以后,信息技術的發(fā)展使通信?運輸和交易成本大幅下降,為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提供了客觀條件。在此背景下,具備一定經濟基礎的國家開始實行經濟政策的大變革?大調整,引發(fā)了全球范圍內的市場化改革。在美英等西方發(fā)達國家,以“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成為經濟政策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核心理念。在蘇聯(lián)和東歐地區(qū),實行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開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在中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導向的經濟改革深入推進,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在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建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系成為很多國家改革的核心內容。市場導向的經濟政策為各類市場主體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最大限度地創(chuàng)造財富提供了便利?！皟蓚€平行市場”的格局逐步被打破,經濟全球化步入加速發(fā)展的軌道。國際貿易和跨境資本流動規(guī)模大幅攀升,世界經濟由此步入高速發(fā)展的新階段。根據(jù)IMF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20世紀90年代,全球經濟年增長率的平均值為3.1%。到2007年,全球經濟平均年增長率上升至5.6%。[32]
另一方面,非中性的經濟全球化對國家經濟政策選擇有約束作用。經濟全球化既是一種為世界各國創(chuàng)造財富的進程,也是一種在各國之間分配財富的進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fā)展,國際規(guī)則普遍適用性的提高日益成為經濟全球化最為突出的特征。[33]例如,在貿易領域,貿易的迅速增長與國際貿易規(guī)則的發(fā)展完善相輔相成。但是,國際規(guī)則對不同國家?組織和個人帶來的收益并不相等,也就是說國際規(guī)則具有非中性。[34]同時,由于缺乏對全球化收益的有效調節(jié)和公平分配,不同國家和人群所享受的全球化收益不斷分化,導致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和不平等日益加劇,全球發(fā)展中的深層次矛盾日益累積,許多新的風險和挑戰(zhàn)日益凸顯。在全球性問題面前,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甚至一國內部的問題也會迅速傳導和擴散到世界各國。2007年美國爆發(fā)的“次貸危機”演化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便是有力例證。因此,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盡管困擾世界的各類問題不能簡單歸咎于經濟全球化,但很多國家因此開始謹慎對待經濟全球化,并對經濟政策做出了相應調整。無論是主張加強國際經濟的協(xié)調與合作?改革和完善國際經濟體系,還是搞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都是國家對經濟全球化負面效應的政策反應。
四、全球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家與市場關系的錯配
從歷史來看,世界市場體系與現(xiàn)代國家體系相伴而生,相互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共生關系,但兩者之間的關系也會出現(xiàn)緊張。[35]這是因為市場力量既可能促進國家和社會發(fā)展,也可能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損害。為此,長期以來,國家對市場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干預。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便是國家干預和規(guī)范市場的具體體現(xiàn)。但與存在中央政府的國內社會不同,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在國際層面的國家與市場關系中,國家面對市場的破壞力量只能采取自助策略(self-help strategy)。由于國際社會不存在中央權威,如果世界各國之間不能形成合力,國家對市場的引導和干預就難以實現(xiàn)預期目標。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力量的迅速崛起,業(yè)已存在的國際規(guī)則體系愈發(fā)難以有效管控經濟全球化的“雙面效應”?；谑袌鲈瓌t的經濟全球化與基于主權原則的經濟全球化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并對全球經濟秩序帶來深刻影響。
作為一種世界范圍的現(xiàn)象,經濟全球化是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經濟向全球市場經濟轉變并形成全球范圍的有機經濟整體的過程。經濟全球化不僅是相互獨立的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經濟的聯(lián)系加深,而且是基于統(tǒng)一市場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因此,市場原則是理解經濟全球化的基本邏輯。所謂市場原則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開放?競爭的市場體系中,一國內部市場與外部市場相互聯(lián)系,各國按照價值規(guī)律?競爭規(guī)律?供求規(guī)律等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guī)律參與國際分工?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從而實現(xiàn)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國內國際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基于市場原則的經濟全球化主要體現(xiàn)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特性。其一是逐利性。經濟全球化的逐利性源于資本的逐利性。由于資本的逐利性,一旦技術等條件成熟時,資本便成為形成世界市場的重要推手,并從世界性的生產和交換活動中獲取經濟利益。早在17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全球的各個角落,充斥著資產階級對產品市場不斷擴張的需求。它必然到處安家筑巢,到處建立聯(lián)系?！盵36]由此可見,世界市場的形成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外擴張和延伸的過程。同樣,受資產階級控制的民族國家通過支持和參與對外擴張來獲取財富,改善其經濟狀況。盡管當今時代的經濟全球化已不再表現(xiàn)為赤裸裸的資本擴張,但無論是國家?組織還是個人,它們在參與全球經濟活動時獲取自身利益的動機卻沒有改變。經濟全球化的逐利性有助于提升全球經濟發(fā)展的效率,但也成為許多全球性問題的根源。
其二是開放性。經濟全球化對市場體系的開放性要求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內層次的開放,即消除國內市場中的各種障礙。這是商品經濟高度發(fā)達的必然要求,也是經濟全球化不可缺少的國內基礎。在體制保障上,市場機制成為配置社會資源的基本手段,政府只對經濟運行進行宏觀調控。在此前提下,各個國家和地區(qū)市場之間的深度對接和融合才成為可能。二是國際層次的開放,即通過將各類市場對外國開放建立同國外市場之間的聯(lián)系。在此過程中,各國按照反映國際市場中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信號,由市場主體去配置資源?決定資本流向,從而實現(xiàn)合理配置國內國際兩種資源的目的。國際層次的開放既包括產品市場開放和資本市場開放,也包括要素市場開放。這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但從現(xiàn)實來看,世界市場中產品的進出口貿易?資本的自由流動都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的自由流動更是難以推行。
其三是競爭性。經濟全球化之所以能夠給世界經濟帶來活力就在于世界市場中充滿了各主體之間的競爭?，F(xiàn)代市場體系鼓勵和保護各種經濟主體的公平競爭,這是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yōu)化配置?創(chuàng)造良好市場環(huán)境的重要保障。但是,世界市場中的競爭并不必然帶來世界經濟的穩(wěn)定和有序發(fā)展。事實上,世界市場的競爭不僅難以控制,也難以做到公平。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以獲取盡可能多的投資回報,因而相比國內企業(yè)擁有更大的競爭優(yōu)勢?？鐕具€可以通過逃避國家的“約束”和“治理”來減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這是當前全球經濟體系中全球化難以避免的后果,也是全球化遭受質疑的原因。[37]
在全球市場經濟的擴張階段,各國特別是霸權國家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fā)展的過程中,國際和地區(qū)性組織?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的影響和重要性趨于增強,民族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挑戰(zhàn)。對此,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明確指出,傳統(tǒng)的國家權威日益下降并向跨國公司?國際組織?公民自治組織等非國家權威轉移,國家權力隨著全球化的發(fā)展變得日益分散。[38]盡管如此,國家或政府仍然發(fā)揮著其他行為體無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在“市場失靈”和全球性問題凸顯時,其他行為體相比國家行為體具有更加明顯的局限性。在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主權原則是理解經濟全球化不可回避的另一重要線索。
從15世紀和16世紀之交開辟新航路到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世界市場完成了從萌芽?發(fā)展到最終建立的過程。與之相應,主權觀念也經歷了逐步形成和不斷強化的過程。16世紀法國早期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讓·布丹(Jean Bodin)最早系統(tǒng)提出主權國家理論,指出主權是國家存在的原則,是一國享有的統(tǒng)一的?不可分割的?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權力。[39]1625年,荷蘭法學家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系統(tǒng)地從國際法和國際關系角度闡述了國家主權的內涵,并將主權作為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的基本構成要素。[40]在1648年簽訂的?被稱為現(xiàn)代主權國家形成標志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國際關系中的主權原則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其后,主權原則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為適應國際關系發(fā)展新形勢的需要,主觀觀念與理論不斷有新的發(fā)展。但主權的基本內涵沒有發(fā)生本質變化。在無政府狀態(tài)的國際社會,主權原則對內體現(xiàn)為至高無上性,即主權在一國內部高于其他所有權威;對外體現(xiàn)為獨立性,即主權獨立于所有外部權威。[41]這意味著,在國際關系中,任何國家都有權按照自己的原則決定內部事務,并且不受其他國家干預。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隨著世界殖民體系瓦解和殖民地的獨立,主權原則成為公認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在《聯(lián)合國憲章》中,各會員國主權平等成為聯(lián)合國的首要原則。1970年聯(lián)合國大會第1883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各國依聯(lián)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明確闡述了主權平等的基本要素,具體包括:各國法律地位平等;各國享有充分主權的固有權利;各國有義務尊重其他國家的個性特征;各國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不容侵犯;各國有權自由選擇并發(fā)展其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制度;各國有責任充分?善意履行國際義務并同其他國家和平共處。[42]這些原則為當今世界的國際關系奠定了法理基礎,也為國際社會中小國免受大國壓迫和侵犯提供了法理支持。但與此同時,主權原則也使更高層次的全球經濟整合變得更加困難。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經濟朝著一體化的方向邁進,但又必須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全球化的世界同時也是一個被民族國家分割的世界?；谥鳈嘣瓌t,各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時首先甚至僅僅考慮自身利益。在全球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各國為實現(xiàn)自身利益難免會存在分歧,甚至產生沖突。
在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過程中,民族國家和市場力量都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兩者能夠形成相互配合?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一方面,國家為市場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和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市場力量也能促進國家利益的實現(xiàn)。為了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健康發(fā)展,理想的狀態(tài)是:經濟全球化的市場原則和主權原則相互兼容,全球層面的國家與市場關系和諧共生。而從現(xiàn)實來看,世界市場的深入發(fā)展必然要求全球經濟一體化,主權的對內至高無上性和對外獨立性卻會導致全球經濟的碎片化。這使得在現(xiàn)有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國家與市場不得不保持一種脆弱的共生關系。
一方面,民族國家是世界經濟史上迄今為止割裂世界市場?阻礙經濟全球化的首要因素,由此引起的各國市場之間的隔絕是難以彌合的。[43]例如在貨幣領域,為了彰顯主權,多數(shù)國家都發(fā)行自己的貨幣。這是導致國際貨幣競爭的客觀因素,也為國際貨幣金融市場埋下了許多隱患。更進一步,由于使用不同的貨幣,國境成為分隔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明顯界限,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便有了完全不同的運行方式。同時,不同貨幣之間匯率的波動還會增加國際貿易的風險。即便在一些國家之間消除了貨幣差異,民族國家之間的主權界限依然存在。由于主權的讓渡,部分歐盟成員于1999年1月1日開始實行單一貨幣歐元并形成歐元區(qū)。2002年7月,歐元成為歐元區(qū)唯一合法貨幣。截至2019年9月,歐元區(qū)包括了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等19個主權國家成員。在歐元區(qū),所有成員國實施統(tǒng)一的貨幣政策,但各成員國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這是當今世界民族國家為促進形成跨越主權界限的統(tǒng)一市場而做出的最大妥協(xié)。由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不對稱結構,歐元區(qū)各成員國為了追求自身利益,存在財政預算超支的內在激勵。[44]正因如此,2009年希臘爆發(fā)債務危機,并引發(fā)歐元區(qū)主權債務危機。從歷史經驗來看,成員國的財政失衡是主權國家建立的貨幣聯(lián)盟走向消亡的主要原因。1865年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和瑞士等國倡導建立的拉丁貨幣聯(lián)盟和1873年瑞典和丹麥等國倡導建立的斯堪的納維亞貨幣聯(lián)盟皆是如此。這些案例從深層次上反映了國家與市場關系的協(xié)調困境。
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場失靈導致經濟全球化產生負面效應的情況下,民族國家難以發(fā)揮對市場的調節(jié)作用,并且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其行動和政策還可能加劇業(yè)已存在的負面效應。在現(xiàn)有世界經濟體系中,市場力量對經濟全球化的驅動不僅不能保證所有國家公平地分享經濟全球化成果,還往往導致國家之間的貧富分化加劇。這說明,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離不開各國政府的引導?調節(jié)和干預。但全球無政府狀態(tài)決定了現(xiàn)有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擁有不同實力基礎?利益訴求和發(fā)展目標的主權國家形成共同政策?采取共同行動的難度很大。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溢出效應初步顯現(xiàn)時,各國政府并未形成合力加以應對,最終使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fā)?升級和擴散變得不可避免。即便在全球性問題面前,民族國家也會因為利益攸關度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應對策略,很難在責任和義務的分擔上達成共識。在世界經濟遭受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后,世界主要經濟體重新意識到國家對世界市場監(jiān)管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政治上的凝聚力,消除經濟全球化負面效應的有效政策協(xié)調被日益盛行的保護主義取代。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國在世界市場中創(chuàng)造財富的不均衡以及財富在不同國家和群體之間分配的不均衡導致全球不平等問題加速累積。這反映了全球無政府狀態(tài)下主權國家在建立有效的利益調節(jié)機制方面的局限性。同時,治理全球化的規(guī)則體系變革滯后,遠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發(fā)展的需要,從而為民族國家的自助政策提供了空間。
經濟全球化促進了全球財富增長,也加劇了全球收入不平等,不同地區(qū)?不同國家?不同人群不能平等地享受全球發(fā)展“紅利”。過去近20年中,不同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收入和財富不均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無法回避的問題。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顯示,2017年納入計算的222個國家國民總收入(GNI)的方差為2000年的4.87倍;同期人均國民總收入的方差為2000年的25倍(如圖4)。瑞士瑞信銀行(Credit Suisse)研究院的報告顯示,在截至2018年中期的12個月中,全球總財富較上年同期增長4.6%,達到317萬億美元;全球平均財富達到每位成年人63100美元,達歷史最高水平。分地區(qū)來看,北美地區(qū)總財富規(guī)模超過106.5萬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6.5%,繼續(xù)居各地區(qū)首位;而拉美地區(qū)的總財富規(guī)模較上年同期則下降4.6%。從不同收入群體來看,占全球人口1%的最富有人群擁有全球47%的財富,占全球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擁有全球85%的財富。[45]一國內部的收入分化也呈上升趨勢。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近年屢創(chuàng)新高。根據(jù)美國商務部人口普查局的報告估計,2018年美國基尼系數(shù)上升至0.485,創(chuàng)過去50年來新高,其中哥倫比亞特區(qū)和紐約的基尼系數(shù)分別達0.524和0.513。[46]
日益加劇的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全球化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成為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后果中影響國家對內和對外經濟政策最為深刻和廣泛的因素。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分析1990—2008年間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的收入變化后發(fā)現(xiàn),美國非貿易部門人均收入增加值從7.2萬美元增加到8萬多美元,而貿易部門則從7.9萬美元增加到12萬美元。前者增長約12%,而后者增長接近52%。由于美國新增就業(yè)絕大部分來自非貿易部門,因而收入分配在兩部門之間日益分化。[47]還有研究發(fā)現(xiàn),全球化是一個導致社會極化和財富集中的不均衡的發(fā)展過程,正是這種日益累積的分配不均導致全球經濟停滯不前。[48]收入不平等直接導致不同利益集團?社會團體?黨派及其思潮的對立,并催生了此起彼伏的反全球化浪潮和社會動蕩,這些都給全球經濟的正常運行帶來負面影響。在此背景下,一些國際經濟組織和機制推出的一系列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舉措也難以得到有效落實。總之,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劇表明經濟全球化缺乏應有的包容性,是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
(二)集體行動難題與全球治理規(guī)則變革困境
相比國內社會,國際層面的市場失靈更加難以防范和控制。這是由國際層面國家與市場互動的局限性決定的。面對經濟全球化負面效應的累積,各國需要采取行動共同應對。為了解決集體行動難題,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以理性的個人為研究對象提出了個人理性可以促進實現(xiàn)集體理性的兩種情況:一是集體行動的人數(shù)比較少,個人從集體行動中獲得收益份額較大,因而對即將采取的行動擁有較高的利益攸關度;二是選擇性激勵,即采用懲罰或獎賞等手段脅迫或誘使個人采取集體行動。[49]拓展到國際社會,在全球200多個主權國家共同應對市場失靈的集體行動中,要在實現(xiàn)每個參與者自身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同時實現(xiàn)集體行動者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是因為總有一些國家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能夠從其他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中受益。對理性國家而言,最好的選擇是“搭便車”,不必參與提供公共產品的行動。如果每個國家都這樣選擇,就會出現(xiàn)集體的非理性。
同時,在由主權國家組成的無政府狀態(tài)的國際社會中,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威將部分成員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也沒有權威對其他國家采取懲罰或獎賞等選擇性激勵措施。盡管在國家的授權下,一些國際機構和組織承擔了協(xié)調國家政策和行動的職能,但國際社會的集體行動難題仍然十分突出,各國為自身利益不惜損害他國利益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1999年,全球20個經濟體建立了二十國集團合作機制,以推動發(fā)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促進國際金融穩(wěn)定和經濟持續(xù)增長的集體行動。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二十國集團升級為領導峰會機制,成為公認的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過去20年中,二十國集團在破解全球市場失靈方面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它取得的成果距離全球性問題的妥善解決仍相差甚遠。一方面,各成員就貿易投資便利化和自由化?反對保護主義達成了一系列共識;另一方面,各成員新出臺的保護主義措施的數(shù)量又屢創(chuàng)新高。其中,最有實力采取選擇性激勵措施的美國近年來出臺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數(shù)量位列全球首位。
從全球范圍看,現(xiàn)階段國家之間的利益協(xié)調不可能通過超越國家主權的世界政府來實現(xiàn),只能通過民族國家共同建立的各種規(guī)則或制度來實現(xiàn)。[50]但在國際規(guī)則的制定過程中,不同國家發(fā)揮的作用并不相同,甚至相差懸殊。有的國家主導國際規(guī)則的制定并由此獲取更大份額的非中性收益,有的國家卻不得不作為國際規(guī)則的接受者。在國際規(guī)則和制度建立后,一些國家會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只要現(xiàn)有國際規(guī)則能夠繼續(xù)保障它們的利益,那些在現(xiàn)行規(guī)則體系下?lián)碛芯薮蠹鹊美娴膰覍⒈M力維持現(xiàn)狀。為維護既得利益,既得利益集團會阻礙制度的變遷或創(chuàng)新,由此造成“制度僵化”。[51]當前,美國主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很多方面早已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全球治理的要求,但也很難對其進行實質性改革。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層出不窮的全球性問題因此難以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
全球化進程中涌現(xiàn)的各種全球性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各國發(fā)展不平衡?不協(xié)調?不可持續(xù)的問題日益凸顯,國家內部各個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不公平問題累積到了一個爆發(fā)點。[52]這不僅反映出全球化存在諸多負面效應,還反映出世界各國對于這些負面效應缺乏有效管控,任由其不斷累積。全球范圍內的貿易與投資保護此起彼伏,政策“內顧”傾向加重,與全球化深入發(fā)展的要求背道而馳。并且,由于全球化時代國家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回溢效應和聯(lián)動效應的廣泛存在,這些逆全球化政策在全球范圍內引發(fā)了持續(xù)的連鎖反應,又進一步推動了逆全球化政策的蔓延和強化。
當今世界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已形成阻礙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勢力,全球經濟的發(fā)展和治理步履維艱。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的2016年,國際貿易與跨境資本流動到達新低。世界貿易組織數(shù)據(jù)顯示,2016年全球貨物貿易實際增長率為1.3%,較上年下降1.3個百分點,為2010年以來新低,并且已連續(xù)五年低于世界經濟增速。[53]聯(lián)合國貿易和發(fā)展會議數(shù)據(jù)顯示,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的2008年至2016年起,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額年均增長率不足0.5%;而在金融危機前的30年間,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額年均增長率為18.3%。[54]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貿易霸凌主義政策與這一客觀背景不無關聯(lián)。
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為今天探討逆全球化政策和全球化負面效應的治理問題提供了基礎。[55]綜合現(xiàn)有研究來看,逆全球化政策產生的直接原因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層面:一是國內層面市場的固有特性導致收入和財富差距日益加大,顯示出全球化的包容性缺失;二是國際層面既得利益國家狹隘的國家利益觀扭曲了經濟全球化的應有價值。全球化的負面效應日益凸顯,彰顯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但在根源上,作為管理全球化的工具,全球治理存在的“赤字”使得全球化的缺陷難以得到及時矯正。盡管國際社會建立了許多全球治理機制,但這些機制的發(fā)展和演進遠不能適應全球化新形勢的需要。其調整和變革面臨既得利益國家和國家集團的巨大阻力。全球治理赤字的廣泛存在和日益加大使得經濟全球化的弊端和不足不斷放大,而其優(yōu)勢和效用也逐步埋葬在聲勢浩大的逆全球化潮流之中。
20世紀90年代東西方“兩個平行市場”逐步融合為一個整體,世界各地的經濟聯(lián)系越來越緊密,一些曾經長期處于世界經濟體系邊緣的國家和地區(qū)也或主動或被動地加入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商品?服務以及資本?勞動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能力不斷增強,全球經濟的相互依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在創(chuàng)造全球化“紅利”?增加全球福利的同時,也使一國內部的矛盾與問題迅速擴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并由此引發(fā)區(qū)域性或全球性危機。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無論是世界經濟遭受沖擊和影響的范圍?深度還是力度,都有大幅攀升,并由此反映出世界市場自我調節(jié)失靈的問題日益突出。
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全球性問題面前獨善其身,僅憑一己之力也無法應對全球性的市場失靈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負面效應加大時,考慮到國家政策存在強大的溢出效應和回溢效應,國家應通過合作加強對市場的引導?調節(jié)和干預,以有效防范和應對市場失靈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大規(guī)模危機。但現(xiàn)實卻與此相差甚遠。究其原因,一個客觀原因在于在當今世界是一個沒有中央政府的世界。這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對內擁有決定自身事務?做出政策選擇的最高權威,對外彼此獨立,無權干涉他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即便是由各國讓渡部分權力成立的國際機構和組織,在約束民族國家行為方面也往往無能為力。理論上講,每個國家都將實現(xiàn)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行動的目標并不必然導致全球共同利益的受損。但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國家之間在世界市場中的爭奪和競爭不可避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fā)展,民族國家相互之間的利益碰撞和沖突會日益加劇,集體行動難題難以得到有效破解。并且由于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經濟政策存在廣泛的聯(lián)動性,當一國采取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政策時,其他國家的效仿或應對將會使其負面效應不斷放大,并向全球擴散和蔓延。全球經濟發(fā)展和治理因此面臨更大的困難和挑戰(zhàn),治理赤字持續(xù)加大。
當今世界,逆全球化政策的盛行在深層次上反映了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與市場關系的高度復雜性和內在矛盾性,也反映了重新審視國家與市場關系的必要性。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際層面的國家與市場之間的聯(lián)系和互動日益密切,但兩者內在特性?取向和功能之間的矛盾性也在現(xiàn)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下日益凸顯。經濟全球化給當今世界的財富增長和福利改進帶來了歷史性機遇,但也給財富分配不公平和收入不平等加劇提供了土壤。面對各國之間和一國內部的分配不公平?發(fā)展不平衡等問題,亟待發(fā)揮國際市場的良性功能與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有效參與,在優(yōu)化資源配置“做大蛋糕”的同時更要注重合理“分配蛋糕”。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fā)展的今天,提高經濟全球化的包容性的要求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為迫切也更為重要。如何對經濟全球化的受損者進行合理補償?讓所有人共享經濟全球化的成果,是當今世界各國面臨的重大課題,也是對全人類智慧的重大考驗。
[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頁。
[2]韓兆琦譯注:《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582頁。
[3]托馬斯·孟著,袁南宇譯:《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25—26頁。
[4]亞當·斯密著,楊敬年譯:《國富論》,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習近平:《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載《人民日報》,2017年5月15日。
[6]徐秀軍:《全球經濟治理困境:現(xiàn)實表現(xiàn)與內在動因》,載《天津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第82—84頁。
[7]張宇燕等:《全球化與中國發(fā)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頁。
[8]WTO, 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19, Geneva: WTO, 2019, p.96.
[11]參見張宇燕:《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必經之路》,載《人民日報》,2019年2月22日;張宇燕?李增剛:《國際經濟政治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404頁。
[12]東艷:《全球貿易規(guī)則的發(fā)展趨勢與中國的機遇》,載《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1期,第46—48頁。
[13]根據(jù)《美墨加協(xié)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第32條第10款規(guī)定:任何一方與協(xié)定所界定的非市場經濟國家談判自由貿易協(xié)定,應至少提前3個月通報其他各方;簽署前至少提前30天將協(xié)定文本及附件提交其他各方進行審查和影響評估;簽署后其他各方有權在提前6個月通知的條件下終止三國協(xié)定或重新簽約替換相關條款。該條款因被美國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喻為“毒丸(poison pill)”而被稱為“毒丸條款”?！岸就钘l款”最顯著的特點是排他性。它通過排除其他國家的參與來維護自身利益,因此本質上是一種保護主義條款。同時,該條款也限制了協(xié)定簽署方同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xié)定的權利。
[14]例如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15]Fred Block, “Introduction,” in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pp.xxvii-xxxi;另參見陳偉光?蔡偉宏:《逆全球化現(xiàn)象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基于“雙向運動”理論的視角》,載《國際觀察》,2017年第3期,第4—5頁。
[16]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2;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2011.
[17]Niall Ferguson, “Sinking 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84, No.2, 2005, pp.64-77.
[18]張宇燕等:《全球化與中國發(fā)展》,第149—151頁。
[19]張宇燕等:《全球化與中國發(fā)展》,第147頁。
[20]Joseph S. Nye, Jr., “Globalizations Democratic Deficit: How to Mak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ore Accountable,” Foreign Affairs, Vol.80, No.4, 2001, pp.2-6.
[21]Finbarr Livesey, From Global to Local: The Making of Things and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7.
[22]Walden Bello,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2002.
[2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6頁。
[24]這里的“大工業(yè)”指的是“把自然力用于工業(yè)目的,采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參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13頁。
[25]Sean O. Riain, “States and Market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6, 2000, pp.187-213.
[27]宋科?黃澤清?劉相波:《新興市場國家對發(fā)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的回溢效應》,載《國際金融研究》,2018年第3期,第46—56頁。
[30]在余下的14家央行中,僅挪威央行利率上調50個基點,包括實行負利率政策的瑞士?丹麥?瑞典和日本4國央行在內的其他央行利率保持不變。數(shù)據(jù)來自國際清算銀行政策利率統(tǒng)計(BIS policy rate statistics)。
[31]例如蘇珊·斯特蘭奇著,楊宇光等譯:《國家與市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羅伯特·吉爾平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Joseph M. Grieco and G. John Ikenberry, 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C. Roe Goddard, Patrick Cronin and Kishore C. Dash,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ate Market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32]數(shù)據(jù)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更新時間為2019年4月。
[33]張宇燕?牛賀:《特朗普的成功及其限度:兼論中美經貿關系》,載《國際經濟評論》,2017年第2期,第13—14頁。
[34]參見張宇燕:《利益集團與制度非中性》,載《改革》,1994年第2期,第97—106頁。
[35]Peter B. Evans, et al., eds., States Versus Markets in the World 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5.
[36]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5—276頁。
[37]Paul Hirst, Grahame Thompson and Simon Bromley,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38]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15
[39] Jean Bodin, On Sovereignty: Four Chapters from the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45.
[40]胡果·格勞秀斯著,何勤華等譯:《戰(zhàn)爭與和平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1]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21.
[43]在一些情況下割裂世界市場和阻礙經濟全球化有其必要性,當不同國家的經濟基礎和競爭條件相差較大時尤其如此。但不可否認,從經濟全球化的要求來看,民族國家的行為和政策仍是最主要的客觀制約因素。
[44]宋瑋?楊偉國:《論歐元區(qū)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對稱結構》,載《歐洲》,2002年第1期,第48頁。
[47]Michael Spence,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Income and Employment: The Downside of Integrating Markets,” Foreign Affairs, Vol.90, No.4, 2011, pp.28-41.
[48]Martin Khor,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Policy Choices, London: Zed Books, 2001.
[49]曼瑟爾·奧爾森著,陳郁等譯:《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0]張宇燕?李增剛:《國際經濟政治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頁。
[51]Mancur Olson, Jr., Naveen Sarna and Anand V. Swamy, “Governance and Growth: A Simple Hypothesis Explaining Cross 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Growth,” Public Choice, Vol.102, No.3/4, 2000, pp.341-364.
[52]參見托馬斯·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Fran?ois Bourguignon, The Globalization of Ineq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54]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Geneva: United Nations,2017.
[55]俞可平主編:《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戴維·赫爾德?安東尼·麥克格魯著,陳志剛譯:《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徐堅:《逆全球化風潮與全球化的轉型發(fā)展》,載《國際問題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5頁;陳偉光:《全球化逆動與中國的應對:基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關系的思考》,載《教學與研究》,2017年第4期,第72—82頁。
文章選自《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