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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kù)圓桌會(huì)(huì)(huì)
CCG持續(xù)關注國際關系議題，推動中國與全球化的發(fā)展，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充分發(fā)揮智庫“二軌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論壇、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慕尼黑安全會議等重要國際政策與意見交流平臺上組織分論壇、邊會、圓桌會議、晚宴等活動，促進國際政商學界對話，凝聚共識；CCG積極與各國政界、智庫界、工商界開展“二軌外交”活動，每年常態(tài)化赴多國調研與交流，促進中外關系攸關方互動，保持與多國政策圈層的溝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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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繼述:中國金融業(yè)后臺核心系統(tǒng)必須屬于中國
世界進入21世紀，各國領袖、各企業(yè)界領袖，都在努力思考著同一問題：如何面對中國的崛起？有些將它看做是機遇，有些將它當做是危脅，但有一點是肯定的: 他們都期望著西方與中國在高科技方面的距離將繼續(xù)拉開,這是他們在可見的將來,懶以繼續(xù)享受特權的領域。也許他們不知：中國人和中國的決策者們也十分清楚這個差距的重要性，并力圖找到縮短距離的橋梁。 在奔向未來的賽跑中，西方最后的堅實堡壘是金融。無論敵友都認知這一點:那就是中國必須在這一領域具有自己的強勢。人所周知，中方在管理方面欠缺西方對手們的優(yōu)勢; 但不為人知也許更為重要的是IT高科技方面的差距。這個差距，在中國的銀行界與他們對手的較量中，起著更為嚴峻的作用。中外銀行在中國土地上的競爭，將是未來幾十年最為嚴峻的中西較量。 1.中國的兩條臂膀-金融和IT業(yè)：如何連為一體？ 金融和IT兩者在金融界和高科技界互相推動的金融+IT共同領域里，關鍵作用有兩個： 第一，銀行的雄厚資金提升IT行業(yè)的水準；第二，銀行的IT架構是銀行的核心競爭力。換句話說：沒有銀行的支撐，IT長不大；沒有IT的支撐，銀行強不了。 半個多世紀前，美國軍方和美國資本市場的心臟--紐約證交所，作為第一批使用商業(yè)電話服務的客戶一事并非然。今天，IT業(yè)的巨人，如英特爾，IBM、甲骨文，微軟，他們的豐厚利潤，也源于金融業(yè)。事實是：IT業(yè)的成就和輝煌，源于銀行業(yè)的需求。金融業(yè)為IT業(yè)的成長同時提供了供與求?？梢姡喝绻麤]有金融業(yè)的高端要求，國內IT業(yè)在與外國同行的競爭中，會永遠處于劣勢。銀行的IT架構和電腦系統(tǒng)，不僅是主體，還是潤滑劑，使今天的銀行運作起來既快速又暢通。市場巨大數據量的集中、消化和分析能力，使銀行在創(chuàng)新和穩(wěn)定中達到最佳平衡。這種能力通過復雜先進的IT系統(tǒng)獲得。 顯而易見，一個高速發(fā)展的國內金融IT業(yè)對金融業(yè)和IT業(yè)，都是必不可缺的。這兩者——金融IT業(yè)，是21世紀經濟的兩個最重要的支柱行業(yè)。 作為金融和IT業(yè)的后來者，中國既得利也失利。在今后的幾年中，還有一個契機，如果這個機遇被搶先占住，可將國內的金融IT業(yè)推向一個新峰頂。 理由如下： 1、國內銀行有強烈的更新IT架構的需求，以滿足監(jiān)管要求且能繼續(xù)競爭。 2、國內IT業(yè)，經過過去幾年的艱苦努力，已經能夠提供必須的基礎構架（國產鋅片，操作系統(tǒng)，服務器等）。 3、國內有一大批IT精英，在訓練有素、能力和潛力上卓越領先。 目前，國內金融業(yè)和IT業(yè)都面臨國外同行間成熟企業(yè)的巨大壓力，在這歷史關頭，一個深思熟慮、雙管齊下、具有戰(zhàn)略眼光的金融IT項目，會是一石擊二鳥，為中國巨人的兩膀，同時注入血漿。對金融業(yè)而言，這會提供必要的IT架構，使其與國外對手的競爭會在一個更為平等的地位，而不將銀行機密喪失給國外供應商，因為系統(tǒng)供應商必須清楚銀行的內部數據從而量體裁衣的提供和支持他們?yōu)槠溷y行提供的產品。對IT業(yè)而言，則有望占據國內產品的最大市場：銀行操作系統(tǒng)，服務器和CPU。 細分下來，銀行IT架構中最為重要的是①企業(yè)風險管理系統(tǒng)②信息保密系統(tǒng)。這兩個區(qū)域一直是西方銀行最大的關注點。旗艦跨國銀行如花旗集團，JP摩根大通等，在這兩個領域住入上億美元，且勢頭不減；北美、歐洲、印度的IT巨頭也都在競爭這片領地，今天更將目標所定在中國的銀行界。如果袖手旁觀，在5年內，中國國內的各大銀行都會面臨真正的危險：他們的核心系統(tǒng)將全部依賴國外供應商。 這不僅在操作需求和信息保密的平衡上會出現一個惡夢，更會使國內銀行永遠在與外國競爭對手的較量上落后一步。 這一步，不是中國這樣一個崛起上升的國家，應該容忍和承擔的! 中國金融業(yè)的后臺核心系統(tǒng)，必須屬于中國！將中國的核心系統(tǒng)外包，將銀行的主要數據瀉漏，一定會是中國金融界的未來風險！ （作者系IBM全球商業(yè)服務中心風險管理中國區(qū)首席顧問周繼述）
2014年3月13日 -
張風波:中國走向世界的管理體制與人才戰(zhàn)略
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國際化為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急速崛起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同時，中國也面臨著國際上的激烈競爭和嚴峻挑戰(zhàn)。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曾有過同樣的經歷，面臨減少貿易順差、開放國內市場、加速日元升值等巨大壓力。筆者20多年立足紐約國際金融市場工作，包括組織日本財團對美大型投資收購，并長期在世界最大銀行主管金融投資,深感中國急需具有精通國際市場運行規(guī)則，駕馭國際金融風暴豐富經驗的專業(yè)人才,建立統(tǒng)籌指揮海外業(yè)務的管理體制；加強決策前審查,執(zhí)行中監(jiān)控,事后的評價的全程嚴格管理，確保投資的高效益。 管理體系 日本人具有“抱團”的傳統(tǒng)，投資海外表現得更加明顯。我代表日本竹中集團在美投資收購了大批項目。其中，由竹中集團控股的紐約日本俱樂部大廈為日本在海外的最大中心，成員包括日本所有大企業(yè)、以及日本駐美、聯合國和紐約3位大使等，也是日本經團連、日本商工會議所的對外窗口。該中心是指導日本投資美國的指揮中心，也是日美政經首腦交流的重要場所。 日本俱樂部大廈定期舉辦各種文化、體育交流活動，加深與當地民眾的友好關系，融入主流社會。同還舉辦茶道、插花、書法、日語等各類講座和展覽，推廣日本文化。 日本俱樂部定期舉辦時事報告會，提供信息，解決突發(fā)問題。針對日本在美經商面臨的問題，通過日本政府和駐美使領館，加強與美政府溝通，制定相應措施。尤其是針對美國社會復雜性，日美間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xié)定等，使日本企業(yè)在美經商順利進行。例如，日美兩國間人員往來免簽證，為跨國公司管理和專業(yè)人士及其家屬來美提供L簽證并直接轉綠卡，制定優(yōu)惠稅務政策等。尤其是公司管理的特殊政策使日資企業(yè)絕對由日本人控制而免受美國聯邦和地方法規(guī)的困擾。 中資企業(yè)開展海外業(yè)務，多為各自為陣，少有交往。一旦問題發(fā)生，孤身無援，速手無策。同時，在赴美簽證、稅務、公司管理等方面面臨極大困難，甚至無法保證投資企業(yè)的最基本運行。因此，中國走出去，應健全機制，加強管理與服務。國內主管部門和駐外使領館應建立和完善海外中資社團機構，開展與所在國在各領域交流活動，為海外企業(yè)提供指導和服務。與所在國政府密切合作，改善華商在海外的環(huán)境，完善法規(guī)，完善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機制，確保中資企業(yè)的海外業(yè)務順利發(fā)展。20多年來，駐美使領館,尤其是商務參贊們借鑒日本的經驗,也成立了中國商會,但尚處于起步階段。其活動內容基本僅限于各中資企業(yè)間的一般聯誼，遠遠不能滿足目前中國迅速走向世界的需要。 海外業(yè)務的策略 海外業(yè)務的成功,除了科學的管理體制,還需針對國際業(yè)務的復雜,多變環(huán)境,制定取勝策略。 (1) 國情與市場。 走向他國發(fā)展，必須對該國的國情和市場有深入了解、全面把握。日本企業(yè)界對美投資堅持其一貫的慎重立場，投資決策前的市場調查十分認真，審核過程嚴謹。因決策前已對存在的風險、可能發(fā)生的問題制定了相應措施，一旦決策，執(zhí)行非常迅速、順利。目前中國許多企業(yè)只是把精力放在“如何走出去”，至于出去后如何立足，成功發(fā)展，將面臨的阻力和反對等，在決策前很少考慮。由于對走出去必然會出現的反對沒有充分的承受能力，以至于一些投資項目倉促撤銷，中途告停，或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走出去不可能一帆風順，應對必然的反對和市場風險要有足夠的認識，制定相應的防范措施。 (2) 風險與機遇。 投資總會伴隨著風險，但掌握市場變化和經濟波動的規(guī)律，可化風險為機遇。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蕭條，一些日本企業(yè)陷入恐慌，拋售投資物產。其中，洛克菲樂中心半價出售。而當時我則向各界推介低價入市的大好時機，不少華人和一些中資也大量投資美國房地產，獲取了暴利。因此，中國在做走出去決策前，應重點研究，嚴格審核走出去后的風險、挑戰(zhàn)及對策，科學地進行綜合性、全方位的可行性論證。在市場的變化和波動中不僅要站穩(wěn)腳步，還應增強應變能力，化風險為機遇，在動蕩中確保海外投資的更高效益。 (3) 低調務實。 日本進軍美國當初，大舉收購洛克菲樂中心、進軍好萊塢等，在全球引起轟動，激起美國民眾的強烈反日情緒。之后，日本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噪音，改變經商方式，開始低調行事。雖然哥倫比亞影視公司于1989年已被收購，但索尼娛樂公司的名字一直等到1993年才敢在片頭下方以一小行文字出現。目前，一些中國企業(yè)為走出去大造聲勢，事未做成，已鬧得滿城風雨，引來媒體、當地社會和民眾的反感。競爭對手和有關產業(yè)界乘機打壓，使計劃受挫。十幾年來，不少國內金融機構和投資者要在紐約建立像日本俱樂部大廈的基地。事先在中外媒體大肆宣傳，打出“中國中心”等的旗號造勢，結果都不了了之。這一點需要注意。 (4) 純商業(yè)化運作。 日本政府和駐外使領館指導、幫助日本企業(yè)拓展海外業(yè)務，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主要限于政府間的合作事宜，制定有關兩國間的法規(guī)。而具體的企業(yè)投資、經商業(yè)務完全由企業(yè)自身進行，日本政府不會出面干預。美國是一個由民間企業(yè)主導的市場經濟國家，自由公平競爭的理念不容許政府干涉正常的企業(yè)行為。如果商業(yè)行為沾上官方色彩，反而會使事情辦砸。中國許多企業(yè)來美，通過官方渠道，找議員、州長，而一些說客更乘火打劫，從中牟利，使商業(yè)行為政治化。一些正常的并購經過媒體炒作、相關業(yè)界的游說、政客和說客的介入而成了關注的重點，花了錢卻壞了事。因此，中國企業(yè)來美發(fā)展，要避開政客，尋求有關產業(yè)界實力雄厚、信譽良好的合作伙伴，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和資金。美國產業(yè)界追求雙贏，樂于為海外企業(yè)來美發(fā)展提供雄厚的財務支持和全方位服務。 (5) 揚長避短，發(fā)展優(yōu)勢產業(yè)。 日本從戰(zhàn)敗的廢墟中崛起，并利用自己的優(yōu)勢，走向世界，稱雄許多產業(yè)，值得中國借鑒。中國企業(yè)在計算機、家電等行業(yè)已開始在國際市場嶄露頭角。中國目前雄厚的外匯儲蓄和人民幣的漸進升值使中國具備逐漸成為金融大國的實力。隨著專業(yè)水平、競爭能力和管理效益的提高，中國在國際金融界的競爭力和地位也將會加速提高。目前中國走出去，具有很多優(yōu)勢，應制定相應的產業(yè)發(fā)展計劃和相應的扶助政策，推動中國企業(yè)立足國際市場。 文/張風波, 美國花旗集團房貸高級副總裁
2014年3月13日 -
王輝耀:中國未來三十年
“中國模式”的挑戰(zhàn) “中國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國也需要面對“中國模式”非常嚴峻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中國模式”是有一定的時間限定的，是對過去30年的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總結，并非未來的指導性的理論。過去適用的模式未必將來能適用，況且既有的“中國模式”也已經開始出現問題和挑戰(zhàn)。無論從經濟持續(xù)發(fā)展，還是從道義角度考慮，長遠來看，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模式都必然進行調整。 “中國制造”與“中國創(chuàng)造” 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在很多外國人的眼中中國只是超級市場背后的工廠；中國第三產業(yè)僅占經濟總量的40%左右，而發(fā)達國家超過70%；在世界500強企業(yè)名單中，中國除了資源集中的國有壟斷企業(yè)，還沒有民營企業(yè)上榜；中國還沒有企業(yè)真正能夠全方位地走出去。中國制造業(yè)長期處在產業(yè)鏈的低端、產品低級化，沒有形成中國自己的核心技術與叫得響的國際品牌，遍及全世界的“中國制造”是相對低端的產品，沒有“中國創(chuàng)造”的名牌，中國本土永遠只是擁有“比較優(yōu)勢”的加工國，而這種低成本加工國的地位隨著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也在不斷減弱。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內部資本積累依賴于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yè)的信貸支持和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首先，國有銀行源源不斷地大量放貸可能產生壞賬。其次，鐵路、公路、基建等號稱“鐵公基”的基礎設施已經日益過度豪華，靠投資基建拉動經濟，基礎設施在不久的將來可能面臨產能過剩的危機。 實際上，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就是開放了民營私營經濟，這是“中國模式”能否取得創(chuàng)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人口紅利”與“人才紅利” 30年來，中國低廉的人力成本在全球化進程中為“中國模式”提供了“人口紅利”，然而，中國面臨的現實是在不到10年后“人口紅利”期的關閉。因為“老齡化”社會的提前到來，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遠沒有想象的那么多，中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時代轉變，2009年正是轉變的拐點。 “人口紅利”曾幫助“中國模式”完成了低端的發(fā)展，但未富先老的“老齡化”社會給“中國模式”帶來巨大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壓力。應該說，產業(yè)升級、技術創(chuàng)新、打造創(chuàng)新性國家以至在未來的全球化世界取得可持續(xù)發(fā)展都需要由人才來完成。但是，因為第三產業(yè)、服務業(yè)的滯后發(fā)展，高端人才無法合理就業(yè)，導致大批高端人才流失海外，這對中國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和增強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非常不利。我認為，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將保證“中國模式”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挑戰(zhàn)不少，但是，只要投入足夠多的資源和時間，重視發(fā)揮本地的“人才紅利”，取出中國儲蓄在海外的“人才紅利”，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些問題都還是可以解決的，不存在十分嚴重的“瓶頸”現象。真正的挑戰(zhàn)，并非來自純粹的經濟層面。人才的重用和人的發(fā)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僅憑經濟上的量變，很多問題是無法解決的?！爸袊Ｊ健毕乱徊降目沙掷m(xù)發(fā)展，重用“人才紅利”是關鍵的因素。
2014年3月13日 -
黃亞生:中國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國
摘 要：中國通過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實現了經濟的持續(xù)高速增長，根據目前中國的主流觀點，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高速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獨特的儒家文化傳統(tǒng)等因素，是所謂的“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征。然而，通過對比分析中國、印度和巴西的經濟發(fā)展歷史，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獨特，所取得的經濟成績也不獨特，甚至它所帶來的問題都不獨特。 一、并不存在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 近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機全球蔓延之際，中國仍然成功實現了GDP增長率“保八”的既定目標。中國國內旋即有一批官員和學者開始響應由《TIMES》雜志前編輯喬舒亞·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識”[1]，即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chuàng)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了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fā)展模式，熱衷強調所謂“中國模式”的優(yōu)越性和獨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確“中國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國模式”包括中國的經濟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價值觀。 “中國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尋求經濟增長、改善人民生活的經濟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滲透其中，這幾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因此，要全面地探討“中國模式”是個復雜的工程[2]。根據目前中國的主流觀點，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高速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獨特的儒家文化傳統(tǒng)等因素，是所謂的“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視角下對部分國家的經濟政策選擇、發(fā)展路徑選擇以及政治制度選擇等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尤其是對與當前中國具有相似發(fā)展歷程和發(fā)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國家進行考察，均可發(fā)現所謂的“中國模式”無論從成功經驗或發(fā)展欠缺的角度，或是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進行對比分析都并不獨特。 就成功的經驗來講，中國的發(fā)展類似于東亞各國。學界早已對東亞各國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原因達成共識，亦即歸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營部門的茁壯成長(雖然在政府的干預下)以及政府對教育和衛(wèi)生事業(yè)的大規(guī)模投入。中國的情況和東亞各國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歸納為這么三個方面：第一，是社會投資。比如推廣基礎教育、消滅血吸蟲、消滅赤腳醫(yī)生、建設農田水利等。中國政府在20世紀50~70年代對公共教育和衛(wèi)生進行了巨大的投入，這些投入奠定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基礎。第二，是經濟改革。經濟改革是市場化的成效，本質上與其他國家沒有太大區(qū)別。第三，從政治上來看，中國推行的是漸進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約束自己的權利，避免對市場經濟過度干涉。 就發(fā)展的欠缺方面來講，其不足之處也能在拉美國家中找到影子?；蛟S以“中國模式”的一個典型區(qū)域實踐案例可以很好地說明問題。備受國內很多學者贊許的 “上海模式”就是這樣一個案例，實際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種“國進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對經濟強有力的干預，外商投資獲得過度發(fā)展，中小企業(yè)生存空間人為壓縮。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奉行著“犧牲內資，扶持外資”的政策。更嚴重的是，被政府奉為圭臬的“GDP中心論”為加強國家主導、發(fā)展城市、犧牲農村、支持大企業(yè)、犧牲小企業(yè)的行為提供了頑強的理論基礎，最終導致居民個人收入增幅極其有限，中國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遠。而在曾經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貧富差距也困擾著眾多國家，最終陷入經濟增長的泥淖。以巴西為例，巴西的國有企業(yè)和壟斷資本的大量存在嚴重擠壓了民營企業(yè)的生存空間；巴西的“強迫工業(yè)癥”造就大量赤貧的失地農民；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數量普遍過低，居民個人收入增速遠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拉美國家曾經的發(fā)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國發(fā)展的困境。 可見，所謂的“中國模式”是并不存在的。無論是中國取得成功的經驗還是發(fā)展所面臨的困境，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這些都不是中國所特有的。中國未來發(fā)展的大方向和原則與西方體制沒有實質區(qū)別，而中國所擁有的只是“中國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去實現這些普世原則。 二、20世紀60~80年代的巴西經濟發(fā)展歷程與啟示 巴西在20世紀60~80年代的經濟發(fā)展歷程可謂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軍政府執(zhí)政時期。其時，巴西軍政府利用其強大的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指導思想，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經濟一直保持著飛速增長，尤其在1968~1974年這7年間，巴西 GDP年均增長11.4%，這就是所謂巴西的“奇跡年代”。 通過深入分析，可以發(fā)現這些“奇跡”的取得是基于這樣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稅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視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實行以投資促增長的政策，尤其重視對工業(yè)園區(qū)建設、基本設施建設等經濟項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實現強迫的“工業(yè)化”；巴西長期以來一直奉行對外資的偏好政策等等。與GDP高速增長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衛(wèi)生醫(yī)療等配套設施投入等方面卻嚴重不足；國民財富收入的分配機制僵化，導 致 社 會 的 財 富 收 入 差 距 日 益 拉 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經濟數據統(tǒng)計分析，當年巴西的基尼系數分別是0.634，0.602，0.568，均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巴西的“強迫工業(yè)化”造就了大量赤貧的失地農民，這些失地農民后來成了城市里貧民區(qū)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資教育和衛(wèi)生卻大規(guī)模地干涉經濟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質人口，另一方面也壓低了巴西企業(yè)的生產率。根據統(tǒng)計數據顯示，巴西近30多年來全要素生產率幾乎沒有增長，加上政府產業(yè)政策偏向于資金密集的大企業(yè)，導致就業(yè)率低，結果使得沒有工作的低素質人口成為犯罪人口，巴西殺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達美國的5倍。 國家導向的經濟發(fā)展模式雖然在20世紀60年代使巴西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經濟的高速發(fā)展，但給未來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留下了后患。歷史表明，這些問題的確給巴西經濟進一步發(fā)展制造了嚴重障礙。整個20世紀80年代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零，“奇跡年代”的隨后即為“丟失的十年”；對比巴西在20世紀50年代初，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中國臺灣地區(qū)和韓國的兩倍多，到2010年卻不到中國臺灣和韓國的1/4；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巴西進入高度通脹時期，金融危機屢次爆發(fā)，經濟發(fā)展速度也緩慢難行，結果導致政治上也不穩(wěn)定，從而更不利于經濟發(fā)展。 巴西的經濟發(fā)展歷程與目前中國選擇的發(fā)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處。一樣的選擇政府主導、一樣的推行外資優(yōu)先、一樣的GDP崇拜，一樣的經濟高速增長，當然也一樣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樣的土地配置問題。以國有企業(yè)的發(fā)展為例，國內很多學者認為“國進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資而輕視民營資本的觀念，都是所謂的“中國特色”。通過對巴西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國有企業(yè)發(fā)展思路和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可以肯定“國進民退”這種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不是中國特色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更不能認為只有這種模式與中國的文化和體制結合起來才會產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奇跡，因為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發(fā)生過。再以收入分配為例，有些中國官員和學者堅持認為收入分配的惡化是階段性的，是經濟增長的派生物。這種觀點恰是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根據拉美國家發(fā)展經驗總結出來的。但觀察其他東亞地區(qū)的案例，卻找不到一個經濟發(fā)展必然導致收入分配惡化的例子。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曾有幾年基尼系數上升，卻恰是由于那幾年韓國政府加強經濟干涉所致，而20世紀80年代初韓國很快調整政策，支持中小企業(yè)，基尼系數因此很快穩(wěn)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若長期惡化，這本身就說明了它的經濟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時巴西經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居民收入增長落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這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非常嚴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決。所以，中國可參照2003年以來的巴西改革經驗，調整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將國有企業(yè)的壟斷紅利全部拿給老百姓，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弱國有企業(yè)投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還可以增加普通國民的收入。只有國家的普通國民具備了較強的消費能力，才能使這個國家的生產活動實現良好的循環(huán)。 “三架馬車”的經濟增長模式，歸根結底還是要落實到消費，政府的消費數量較小且失其公，而國際市場的消費受到的干擾因素極多，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重新審視和定位普通國民的消費能力，這在一個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發(fā)展模式中顯得尤為重要。 通過對比分析中國和巴西的經濟發(fā)展歷史，可以肯定地說，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獨特，所取得的經濟成績也不獨特，甚至它所帶來的問題都不獨特。因此，具備相似發(fā)展經歷和發(fā)展階段的中國更應該分析、總結并吸取巴西的經驗和教訓，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發(fā)展方式，既鼓勵效率同時要兼顧公平，立足當前更應規(guī)劃未來，而不應該付出大量的時間、資源和社會成本再重復巴西的曲折發(fā)展之路。 三、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fā)展態(tài)勢比較 據世界發(fā)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顯示，1978~200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約為9.73%，印度僅為5.37%；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FDI)是印度的幾倍，而且出口遠遠高于印度；中國的貧困人口數量和比重相對印度而言也正以驚人的速度在不斷減少?；谶@樣的事實，許多學者都認為，中國在20世紀 90年代將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礎設施建設的數量和質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資等方面落后于中國。 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中國經濟騰飛根本不是因為大量、快速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而是“軟件設施”，即自由的經濟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對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的投資所導致。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礎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國，在其他方面遠比中國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來的印度經濟有可能超越現在的中國。就外商直接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言，在中國經濟最初的起飛階段，外商直接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數量是微不足道的。實際上，對早期中國經濟發(fā)展投資領域更為準確的概況應該是：先有了經濟增長，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量投資；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量投資，才帶動了經濟增長。這一結論可從近年來印度的發(fā)展軌跡得到實證。目前，印度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已經從原來的4%-5%慢慢提高到了8%以上。這些成績是在并沒有依靠大規(guī)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基礎上實現的。但是，一旦印度經濟步入了高速增長的軌道，有理由相信外商直接投資會大量流入這個國家。因為經濟增長本身將會產生新的資源，并帶來投資機會。而一個國家有了新的資源，就可以將其配置到基礎設施建設當中去。對比中國和印度，有些細節(jié)值得注意。第一個重要的細節(jié)是，中印兩國之間的增長差距在縮小。平均而言，1978~1997年，中國的增長速度比印度快近兩倍，但在1998~2004年，中國的增長速度只比印度快50%；第二個重要的細節(jié)是，雖然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和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增長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長幅度要遠遠大于者。 1978~2004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約為印度的2.5倍，但其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增長速度卻只為印度的1.8倍。正是這種差異造成了中國遠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別。單純就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而言，之所以比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增長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盡管經濟增長會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但中國較高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高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增長速度，部分是由于中國政府具有控制人口增長這一巨大的政治能力。其政策的未來作用，目前也是褒貶不一，而實際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借鑒這種做法，也看不出哪個國家支持這種做法。 促使印度經濟增長的“軟件設施”中大部分重要因素都集中在無形的制度領域，例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主要缺陷都集中在有形的硬件設施領域。這種遺漏重要變量的觀察分析方法很容易給人造成錯覺從而判斷錯誤。眾所周知，現代社會中一國金融體系的發(fā)達程度以及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撐力度直接影響該國的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發(fā)展?jié)摿Α６ㄟ^世界商業(yè)環(huán)境調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數據庫中我們獲得的一系列系統(tǒng)證據得出結論，那就是印度的金融體系遠比中國金融體系發(fā)達且有效率，尤其是在對農村地區(qū)以及中小企業(yè)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另外，印度的股票市場對本土私營企業(yè)的發(fā)展起著極大的支持作用，與此不同的是，中國本土的私營企業(yè)很少有機會在本國的證券交易所上市，比如聯想、華為等。 中國雖然在宏觀經濟和整體經濟方面領先于印度，但在微觀經濟方面卻落后于印度。在2007~2008年度的成長競爭力指數排名中，中國在企業(yè)競爭力指數方面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企業(yè)競爭力指數的一些分解指標，如企業(yè)營運和企業(yè)戰(zhàn)略，都顯示出中國的排名落后于印度。這可以從兩個方面解析：其一，相對于印度，中國在宏觀經濟上的排名和在微觀經濟上的排名并不一致。從長遠來看，一個國家經濟的發(fā)展和增長是建立在強大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中國在宏觀經濟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在宏觀經濟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權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非常迅速，但其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資拉動的，因此中國在宏觀經濟排名上得分高，卻在微觀經濟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長速度會升上去，要么中國的增長速度會降下來。這種宏觀和微觀不一致的現象是不會長期持續(xù)的。其二，這種不一致的現象只出現在最近的成長競爭力指數排名中。在早期的成長競爭力指數排名中，中國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方面的排名都領先于印度。 1998年，在企業(yè)競爭力指數方面，中國排在第42位，而印度排在第44位。 1998年以來，印度一直都在穩(wěn)步、持續(xù)地改善其微觀經濟基礎，這些改善雖然沒有立即產生宏觀效果，但隨著改革的繼續(xù)，印度經濟必將獲得改革回報。 和印度相比，我認為中國最大的優(yōu)勢是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礎設施建設。目前中國在GDP崇拜的指引下，不去投資教育和公共衛(wèi)生而去建樓修路，將教育和衛(wèi)生成本轉嫁給中國百姓，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印度目前正大力加強它的基礎教育投資，但在短期趕上中國不太現實，這或許才是印度與中國相比的真正劣勢。 綜上所述，所謂的因為大量、快速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帶來中國經濟騰飛的“中國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促使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快速崛起并且持續(xù)較長時間增長的原因是“軟件設施”，即自由的經濟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對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的投資。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礎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國，在制度建設、金融體系、企業(yè)發(fā)展以及軟件開發(fā)等“軟件設施”的構成方面遠比中國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來的印度經濟能夠超越現在的中國。 四、結 論 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是非常復雜的，僅僅關注中國短期的GDP增長，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犧牲整個社會的福利絕不是長久之計。通過分析拉美國家尤其是巴西在20世紀60~70年代的經濟騰飛以及80年代經濟停滯的原因，可以肯定目前所謂的“中國模式”不存在且極其危險；而通過觀察印度經濟近些年的穩(wěn)健發(fā)展及其成功原因，又可借鑒其成功之處，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更好的“軟環(huán)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印度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不選擇所謂的“中國模式”是成功的。基于對中國經濟成功經驗的借鑒和印度已經在“軟件設施”等方面所做出的規(guī)劃和努力，有理由相信印度良好的微觀基礎在宏觀經濟指引下健康發(fā)展，整個國民經濟有可能超越中國。 參考文獻 [1]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J].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2]王輝耀.中國模式的特點、挑戰(zhàn)及展望[J].金融時報中文網，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07，2010-01-05 相關鏈接：http://www.qstheory.cn/jj/xsdt/201203/t20120309_144233.htm
2014年3月13日 -
陶景洲：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做好功課為先
由于中日關系在今年早些時候因眾所周知的原因惡化，中國赴日本游客數量銳減，導致日本加森觀光株式會社接受中國企業(yè)注資的談判破裂，雙方原計劃在北海道投資約510億日元建設大型旅游度假設施的合作意向也隨之化為泡影。因中日關系導致中國企業(yè)放棄大規(guī)模對日渡假村開發(fā)投資計劃，這恐怕是迄今為止的第一起?！ τ谥袊髽I(yè)而言，“走出去”向來沒有被當局視為是高失敗率及高風險的投資活動。但據保守統(tǒng)計，近年來中國企業(yè)“走出去”的失敗率在60%左右?！ ∷^“高風險”，不僅指中國企業(yè)達成境外投資交易的過程中可能面臨種種困難和不確定性，還指交易達成后成功整合目標公司并穩(wěn)定運營的幾率低。就交易過程而言，除了前面提到的政治風險（國際關系、東道國政局穩(wěn)定程度等），中國海外投資者在“走出去”之前要取得國內相關主管部門的全套審批、備案或登記，獲準“走出去”后還可能面臨東道國在市場準入、國家安全、反壟斷等方面的重重審查。另外，由于本國與東道國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勞工、環(huán)保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中國企業(yè)必須做足功課來應對各方面“鴻溝”可能帶來的風險和障礙，并且要提前在合同、知識產權保護、稅務、匯率等方面進行計劃或籌劃，保證海外投資的保值、增值。具體而言，中國企業(yè)“走出去”之前應該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中國企業(yè)應注意理性和務實，選擇收購目標和搭設交易架構。切忌盲目“貪大”、“圖快”。這是作者經常給中國海外投資者提出的建議。在收購目標的選擇上，中國投資海外企業(yè)應當選擇熟悉的領域或行業(yè)，即使有些海外并購項目是為了增加中國投資企業(yè)的業(yè)務種類，也應在充分了解收購目標行業(yè)及具體運營情況的前提下考慮是否收購。否則，投資者很容易陷入“交割容易整合難”的尷尬局面。在交易結構的搭建上，筆者一向強調“財大氣粗”的中國投資者應摒棄好大喜功的心態(tài)或“控股情結”，不妨先嘗試收購目標公司少數股權，從小股東做起（當然這個要建立在設定合理增持機制的前提下），學習經驗技術并逐步掌握東道國投資環(huán)境及目標公司各方面情況，適時再決定是否增加持股比例。 第二，應注重前期盡職調查和合約起草。優(yōu)秀的盡職調查團隊應了解擬投資行業(yè)及東道國的情況，能夠給出具有專業(yè)價值及商業(yè)價值的分析和建議。合約方面，中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審慎簽約，即只有在對交割前提條件、公司治理和控制、退出機制、雙方權利義務及爭議解決機制等核心條款充分理解并確認能夠執(zhí)行的情況下，才能考慮簽約。另一方面，一旦簽約，要確保雙方嚴格按照合同約定履行?！ 〉谌€應注意吸取以往經驗教訓，避免因對國內外主管機關審批程序了解不足而導致交易延遲甚至擱淺。首先，中國企業(yè)“走出去”須接受國內各主管機關（如國家發(fā)改委、商務部或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國資部門、外匯管理局等）的重重監(jiān)管，這些機關的審批步驟和流程繁瑣，出臺的相關法律、法規(guī)及規(guī)章浩如煙海，對于擬進行海外并購的企業(yè)來講，對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的認知缺失或疏漏都可能導致整個并購計劃的延遲甚至流產。外國賣方常常因為中國政府審批的不確定性而要求中國買家支付議價。而且，走出國門后，中國企業(yè)需要滿足東道國政府的種種要求或審查，通常包括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等，對東道國相關法律及政策的了解也是“走出去”企業(yè)必須做足的功課之一。 第四，企業(yè)“走出去”，更應該注重組建國際專業(yè)服務團隊及培養(yǎng)國際經營管理人才。作者認為，這一點上中國企業(yè)與跨國公司的差距尤甚。跨國公司進行跨境交易時，一般會聘請專業(yè)的國際化中介團隊（如投行、會計師、律師、評估師等），公司內部也會培養(yǎng)、組建熟悉相關業(yè)務的團隊，與中介機構緊密合作確定交易細節(jié)。培養(yǎng)、組建國際團隊的另一個好處在于，高水準的國際經營管理人才能夠幫助投資者疏通政府關系和公共關系，有效地與交易各方進行溝通并保證并購和整合得以順利實施。但是，上述方面恰恰是許多中國企業(yè)忽視的。一項成功的海外并購，必須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統(tǒng)一，而不是僅僅由中國企業(yè)的購買力決定的?！ 默F實中的具體運行情況來看，中國企業(yè)“走出去”的前景，在目前形勢下的判斷可謂喜憂參半。從積極方面講，貌似在當前政治經濟形勢下，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動力”。一則，加快實施“走出去”戰(zhàn)略是“十二五”規(guī)劃提出的重大任務。在剛剛落幕的中共“十八大”上，“走出去”作為重點話題受到與會代表們的熱議，“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zhàn)略、加快走出去步伐”也被寫進了十八大報告。二則，借著當下國際經濟形勢低迷、人民幣匯率保持穩(wěn)定的“東風”出海“抄底”，是不少中國企業(yè)制定“走出去”計劃時抱有的心態(tài)。上述“積極”影響仿佛已初露端倪，據國外權威媒體及中介機構統(tǒng)計，2012年，中國企業(yè)對歐盟的投資在金額上已遠遠超出歐盟企業(yè)對華投資，這種前所未有的順差也許預示著中國企業(yè)“走出去”新浪潮的到來。 但仿佛少有人在展望“走出去”前景時先客觀評估中國企業(yè)的現有綜合素質及抗風險能力。一項海外并購交易的交割只是交易成功萬里長征的第一步。計劃“走出去”的中國企業(yè)一旦邁出國門，將面臨全方位的“生存考驗”，只有具備較高運營管理及抗風險能力的投資者才能幸存并得到投資回報。相反，如果不具備上述能力，中國投資者面臨的將是比普通貿易行為慘重得多的損失和教訓，比如目標公司失控、巨額索賠、合資糾紛甚至暴力沖突，這些均已被以往的真實案例反復驗證。如果不是基于對自身理性定位及對行業(yè)、目標的合理評估而制定“走出去”計劃、并一步一個腳印地實施計劃，恐怕走出去的越多，跌倒下的越重。
2014年3月13日 -
中國新聞周刊封面：移民不移國，移居不移家（之二）
【中國國際人才快訊】2014年3月3日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封面題目——加拿大終結聯邦投資移民案之后，投資移民何處去?！兑泼癫灰茋凭硬灰萍摇穼ｎ}文章中，以“2012-2013年歐洲投資移民政策概述”為題，從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編著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4）》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引述相關歐洲移民政策及數據，進行論述。其重點篇章中提到——投資移民成移民主力。客觀分析了一個觀點——中國人無論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還是與中國有關，從促進貿易和人員往來的角度看，利大于弊?！ 『Ｍ赓彿繄F背后的移民潛力 在北京2013年春季房展會上，海外住房項目參展商數量已達180個，超過總參展數量的一半。到了秋季，參展的海外住房項目更是激增到260個，是2009年的十倍還多。與之相呼應的，出手闊綽的“中國購房團”也幾乎走遍全世界。 據美國全美地產經紀商協(xié)會統(tǒng)計，中國投資者已經成為美國商業(yè)地產的第二大海外購買者?！秶H人才藍皮書：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4）》援引該協(xié)會的數據稱，在20133月底之前的一年里，中國人在美購房總價值達123億美元，占當年外國人在美購房總額的1/8，僅次于加拿大，年增幅高達66%。而且在123億美元購房款中，有69%為全額現金支付?！ 〗鸾z雀碼頭是英國倫敦著名的金融區(qū)，2012年，這里的新售出住房中，約三分之一的買家來自中國；在澳大利亞，中國買家同樣活躍，悉尼的一家房地產開發(fā)商稱，如果沒有中國買家的進入，當地的房價會下降25%；而中國買家在加拿大溫哥華購房者中的比例，2012年已超過40%，在一年前，這個比例是29%?！ 爸袊彿繄F”的身影不僅頻頻在海外一線城市活動，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甚至在已經申請破產保護的美國“汽車之城”底特律，都出現了試圖“抄底”的中國買家?！ ≈袊c全球化智庫的調查分析認為，遍及世界的“中國購房團”背后，蘊藏著巨大的海外投資移民的潛在群體。在搜房國際網稍早前進行的由1200萬人參與的調查中也證明，43%的人表示移民是海外置業(yè)的主要目的；其次是子女教育，占25%；投資占比為23%。 根據“財富洞察力”咨詢有限公司分析師的分析，中國富人在海外財富比例約為13%，低于全球20%至30%的平均值，故未來還有增長的潛力。而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更預計，中國人境外投資額有望在今后3年翻番?！ ≡谌蚧瘯r代，國際人才流動已經成為一個主要趨勢，在世界范圍內尋找投資機會。王輝耀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從投資角度看，前面幾十年主要是跨國公司流動，現在投資移民和企業(yè)家流動也開始跟上。 此外，投資移民還有更多復雜動因。中國經濟的迅速發(fā)展，使得富裕階層大量增加，而海外優(yōu)質生活條件和教育資源，也是他們的一個重要考量?！ 耙磺袨榱撕⒆印钡慕逃泼袷蔷哂兄袊赜械募彝ヒ泼?，這其實也是投資移民的一種具體細分，是以子女教育為目的，依托投資移民渠道實現家庭或子女移民，從而幫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的一種移民方式。在王輝耀看來，這種移民的方式可以達到家庭或子女定居和教育的雙重目的，降低子女將來留學的各種風險?！ τ谟兄畹俟痰摹百I房置地”的傳統(tǒng)觀念的中國人來說，即便在國外生活，他們也愿意住在屬于自己的房子里。教育移民，于是成為“中國購房團”不斷壯大的一個巨大推動力?！ ≠Y金外流帶來的影響不明顯 教育移民還可能帶來后續(xù)效應。在王輝耀看來，因子女低齡化出國留學后所引發(fā)的“父母在若干年隨之海外移民的傾向”，已開始逐步顯現出來。此外，新移民雙方家長去海外“待產伺候月子”的人數比例亦在逐年增多?！ 爸袊蟊姼辉ｋA層迅速擴大，2012年末達到了1026萬人，他們占有的私人財富總額達到13.6萬億人民幣?！泵绹陡２妓埂分形陌姘l(fā)布的《2013中國大眾富裕階層財富白皮書》指出，這一階層的主體人群為60后及70后，雖然在他們中間，有超過四分之三的人表示自己并無移民意愿，但亦有不少人考慮將子女送到國外留學?！ ≈袊泼袢藬翟黾拥耐瑫r，也意味著大量資金被帶到國外。據王輝耀估算，2011年，各國的移民署和出入境管理局數據顯示，中國有1萬人左右通過投資移民移居海外。按照最保守的每人投資額50萬美元計算，一年投資移民資金流出50億美元。以此類推，最近三年至少有150億美元流向海外。 在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劉國?？磥?，資產外流并不意味著資產從中國消失。他表示，中國人無論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還是與中國有關。如果他們帶出去的資產仍然用來同中國人做生意，那么這筆資產就沒有完全流失?！ 「鶕澜玢y行的數據，國際移民輸出大國，往往也是主要國際移民匯款接受國。該數據顯示，2010年排在世界前10位的國際移民輸出大國中，墨西哥、印度、中國、法國和菲律賓5個國家是接受國際移民匯款最多的國家，總額達到1658億美元?！ ↓R立新則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移民不移國，移居不移家”，這是中國特色的一個現象。的確有不少人只是圖簽證方便，并沒有考慮完全移居海外，他們更愿意把移民海外看作是一種“度假”，每年有將近半數的時間待在海外，其他時間仍在中國為自己的事業(yè)打拼。 對于頗受關注的貪官攜款潛逃海外的現象，劉國福建議，國家可以完善目前反洗錢，個人攜帶外匯處境、個人結售匯、官員財產公開、官員處境申報等方面的規(guī)定，用法律手段進行防范?！ ↓R立新認為，如果從宏觀上來看，目前資金外流所帶來的影響并不明顯?！拔覀兊耐鈪R儲備一直在增加而不是減少，我們的經濟一直是在上升而不是下滑。從促進貿易和人員往來的角度看，移民的增多還是利大于弊”?！ 叭瞬帕鲃幽娌睢必酱まD 2011年，中國在美國的留學人數為15.7萬人，而美國在中國的留學人數僅為1.4萬人，相差十多倍。2012年，中國在海外的留學人員總數超過113萬，而外國在華留學生不到33萬。相比資金的外流，因為“移民赤字”帶來的人才流動上的這種巨大“逆差”更讓王輝耀感到擔憂?！ ⊥踺x耀將移民移進移出的巨大的逆差稱為“移民赤字”。據聯合會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估算，1990年，中國在海外移民數量為408.6萬人，而同期居住在中國的外國移民數量僅有37.6萬人；此后雖然移入人口逐步增多，但增加的數量遠遠小于移出人口，“移動赤字”未減反增。 2009年，王輝耀寫了一本書，名叫《人才戰(zhàn)爭》。書中披露了一組數據：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先后派出最多的近140萬留學生，回歸率卻不到三成。而自1985年以來，清華大學80%、北京大學76%的高科技專業(yè)畢業(yè)生都去了美國。由于將近九成的中國科學與工程博士都會選擇留在美國，美國《科學》雜志在2008年把清華、北大看作是最肥沃的美國博士培養(yǎng)基地?！ 叭瞬艖?zhàn)爭”盡管遠離硝煙，但王輝耀認為，在21世紀這樣的全球化時代，這可能是最致命最重要的一場戰(zhàn)爭，“中國為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免費輸出大量的人才，并不是因為本國人才過剩。相反，中國的情況是：人力資源總量龐大，人才資源卻非常不足；受過高等教育的中低端人才數量客觀，但高端人才卻遠遠供不應求?！薄 ‘斨袊腉DP（國內生產總值）已經位居第二，這種巨大的“移民赤字”和“人才逆差”顯得非常不相稱，中國亟待除破人才移入上的壁壘?！ Υ?，王輝耀的建議是：增加中國“綠卡”數額，并根據不同時期的需求調整配額。而在人才簽證方面，取消華人回國需要中國發(fā)邀請函以及華僑回國定居需要審批的規(guī)定，可為5000萬華僑回國提供便利。 2月8日，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美國華人專業(yè)團體聯合會、中國旅美科技協(xié)會、美國中美聯合商會等美國華人社團在華盛頓舉辦了一場“海外華人身份證研討會”，探討尋求獲得中國政府發(fā)放“海外華人身份證”的方式，以恢復或保留海外華人在中國的永久居民身份。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主席薛海培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這一方面是希望能為華僑回國或定居帶來便利，另外也能增強海外華人的民族認同感?！薄 ≈袊饨徊坎块L王毅近日在最新一期的《學習時報》上撰文指出，中國今后還要盡可能和更多國家簽訂相互簡化簽證直至互免簽證的協(xié)議，使手持中國護照的中國公民到海外旅行更為快捷舒適，也讓更多外國公民更方便感知中國，了解中國，這樣就能不斷擴大支持我國和平發(fā)展的民意基礎?！ 碜灾袊饨徊康慕y(tǒng)計資料顯示，截至2013年10月31日，中國與世界81各國家簽有互免簽證協(xié)議，但這81個免簽協(xié)議多數只適用于外交、公務護照或普通因公護照，適用于普通因私護照的只有9各國家，其中6個國家給予團體旅游免簽待遇，3各國家給予普通護照（塞舌爾、毛里求斯、圣馬力諾）免簽待遇。這意味著，普通民眾仍無法從大多數的官方互免協(xié)定中享受到免簽待遇?！ 《诤炞C受限制指數2013的排行榜上，護照免簽國數量并列第一的芬蘭、瑞典、英國，已與173各國家簽有免簽待遇。 “當中國從簽證大國變成簽證強國，中國的公民護照來往于世界如現在很多國家那樣可以獲得100多各國家的免簽待遇時，移民對于國人的吸引力會下降。”齊立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反過來，致力于實現“中國夢”的中國或可能成為世界人才的新“追夢之地”。英國匯豐銀行2013年針對全球近100個國家和地區(qū)的7000移居者進行了一項調查研究，中國憑借較高的“經濟收入”和“生活體驗”，成為當年全球最受歡迎的移居地。
2014年3月12日 -
中國新聞周刊封面：移民不移國，移居不移家（之一）
【中國國際人才快訊】2014年3月3日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封面題目--加拿大終結聯邦投資移民案之后，投資移民何處去?！兑泼癫灰茋凭硬灰萍摇穼ｎ}文章中，以“2012-2013年歐洲投資移民政策概述”為題，從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編著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4）》國際 人才藍皮書中，引述相關歐洲移民政策及數據，進行了證篇幅的論述。其重點篇章中提到--投資移民成移民主力。 “在移民目的國投入了該國移民法規(guī)定的一定數額的資金，或者在該國創(chuàng)業(yè)并為當地人提供了規(guī)定數額的工作機會等投資活動，從而獲準移民至該國的中國公民。”今年1月發(fā)布的《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4）》中，對中國投資移民進行了界定。這份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fā)布的藍皮書，還對中國國際移民的類別進行了劃分，除了中國投資移民外，還包括技術移民、海外留學生、海外國際勞工、出國旅游者和非常規(guī)移民。而投資移民則進一步細分為：金融投資移民、不動產投資移民、創(chuàng)業(yè)者移民、高級管理人員移民和企業(yè)主移民?！ ≈袊c全球化智庫主任、中國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經歷了三次移民潮：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就有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移民，很多人有海外關系的人紛紛出國團聚或移民，還有大量的留學生；第二次移民潮在上世紀80年代末到上世紀末，許多發(fā)達國家在這個時期開始向中國開放吸收技術移民，以及少數投資移民；第三次移民潮則是本世紀以來到目前正在發(fā)生的投資移民?！ ≈袊泼癯笔潜榧笆澜绶秶鷥纫泼翊蟪钡囊徊糠?。2013年，世界移民人口數量達到2.32億，占世界人口總數的4.2%。而從2000年到2013年間，全世界移民人口平均逐年以2.2%速度增長。 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統(tǒng)計數據，2013年中國海外移民數量達934.2萬人，較2000年時的549.4萬人已增長了將近一倍，并從1990年的世界第七大移民輸出國上升為第四大移民輸出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些傳統(tǒng)的移民國家，是中國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國。 “中國的第三次移民潮中，其突出特點是精英移民，包括大量攜帶不菲財富的投資移民。”王輝耀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與此同時，還有很多出國學成后被發(fā)達國家吸收轉化為移民的留學生，并出現了“環(huán)境移民”、“藍領移民”和“教育移民”等一些新的移民群體?！ 度嗣袢請蟆?013年7月援引的一項數據，2007年，只有270位中國公民申請投資移民美國，161人獲得批準，但到2011年，申請人數則聚增10倍，且一半以上獲得批準。美國移民服務局當年的數據還顯示，2013年投資美國的移民中，中國人占了四分之三。而從2008年至2012年，在獲得澳大利亞投資移民簽證的35000多名外國人中，超過六成來自中國?！ ×頁{查顯示，在財產超過1億元人民幣且有移民想法的中國富豪中，向要移民到美國的占40%，想到加拿大的占37%，想到新加坡的占14%，想到歐洲的占11%?！ 【⑼饬骱蛧H人才流動，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現象，備受關注，而國內對此的系統(tǒng)研究頗為缺乏。在此背景下，王輝耀和他的團隊從2012年對此進行研究，并發(fā)布他主編的《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國際移民報告》。今年，是這本藍皮書的第二次發(fā)布?！ ?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率先實現企穩(wěn)回升，再加上人民幣不斷升值，中國移民人數增加?！蓖踺x耀說。
2014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