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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潮涌：中國企業(yè)的產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歡迎
汪潮涌說，中國企業(yè)經過改革開放的錘煉，基本上解決了制造業(yè)的最基本的問題——品質，中國的產品越來越有價值和競爭力，就像日本的企業(yè)、美國的企業(yè)三十年以前陳兵中國市場一樣，中國企業(yè)的產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歡迎。 12月15日，中國企業(yè)家俱樂部理事、信中利資本集團董事長兼總裁汪潮涌在2013三亞·財經國際論壇"全會五：進軍全球的中國企業(yè)"上如此表示。 汪潮涌說，中國企業(yè)經過改革開放的錘煉，基本上解決了制造業(yè)的最基本的問題——品質，中國的產品越來越有價值和競爭力，就像日本的企業(yè)、美國的企業(yè)三十年以前陳兵中國市場一樣，中國企業(yè)的產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歡迎。像華為的產品早就已經打敗了美國的朗訊或者歐洲的阿爾卡特。 汪潮涌在發(fā)言中介紹了信中利資本集團在海外投資中最為關注的四點：科技、資源、品牌、市場。 汪潮涌說，未來三十年，中國企業(yè)的海外發(fā)展條件是非常有利的，市場的前景、想象空間無限大，中國的企業(yè)將會在全球成為新一輪的跨國公司群體。 以下為汪潮涌部分發(fā)言實錄： 主持人：我想，走向海外的過程當中需要資金，資金主要有三個組成部分，一個是企業(yè)的自有資金，一個是銀行間的各種形式的貸款，還有一個就是借助私募基金的力量。除了融資需要以外，不少的中國公司意識到，可以借助有經驗的私募基金跟他們一起組成并購聯合體來進行海外的收購兼并，并在之后進行成功的整合。 我想請汪潮涌先生在這個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您領導的私募基金投資了很多中國的走向海外的公司。你們在選擇中國公司，投中國公司一起海外做項目的時候什么樣的重要標準？ 汪潮涌：很高興今天有機會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中國企業(yè)走向海外，尤其跟紅力差不多20年沒有同臺了。那個時候我們幫助國際的企業(yè)走向全球資本市場，今天很高興我們可以探討中國企業(yè)走向國際走向全球。 中國的企業(yè)走向全球有三種形勢。早期叫產品走向國外，中期是企業(yè)走向國外，現在是資本走向國外。資本走向國外的形式剛才也講了，除了貸款這種形式以外，現在新一輪創(chuàng)新的模式在大行其道，像復星，像中信產業(yè)資本，像弘毅，我們都已經在海外做了很多的成功案例。我們的中文名字叫信中利，我們英文名字來自中國的股權投資集團，我們的想法就是把中國資本匯集在一起，走向海外和我們的中國的這個大型金融機構、銀行一起去收購一些國際上的一些企業(yè)。 我們在國際上的收購或者說投資是四種考慮，第一是科技，第二是資源，第三是品牌，第四是市場。 在科技方面我可以講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過去投資的百度就是很好的例子，美國的一些城市的高科技技術和商業(yè)模式在中國進行創(chuàng)新，我們是本地化創(chuàng)造了全球性的這種高科技公司；而且在國際化方面進行成功的我們的企業(yè)家加PE的成功案例，聯想當時上市的時候跟美國這種大型的PE機構合作，那個時候我們的中國PE機構不夠強大所以沒有機會參與這個過程里面。但是未來，我們的中國企業(yè)在海外收購，我們和企業(yè)家創(chuàng)業(yè)者一起形成管理、渠道、平臺、資本四位一體的模式會在國際上取得很大的成功。 第二個領域是資源。我想這個以國企為主，剛才的例子說為什么北美最大，主要因為大型的央企在北美加拿大收購資源型的企業(yè)能源礦業(yè)，我們也有在敦上市的基金，內蒙非洲也有一些資源背景的布局，中國在海外囤積資源。 第三是品牌。品牌這個領域主要是歐美市場，主要是歐洲市場現在在奢侈品、高端品牌方面對中國企業(yè)的吸引力非常大，這里面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說一個中國的企業(yè)在歐洲的一個高端品牌的家族企業(yè)里面占一個少數的股權，拿到中國地區(qū)的最大的一個分銷權或者合資股東的權力，把中國市場或者把大中國市場做起來，這樣最后反向收購歐洲公司都有可能。這一塊我們可能其實是越來越明顯了，因為中國市場的高端消費越來越多。我們今年做件事情是和意大利的家族投資機構聯合控股的，我們看中它的就是百年品牌的沉淀，它的設計和藝術感，和中國的市場和全球還有一些新興的國家市場，俄羅斯金磚四國的這些市場的增長潛力結合在一起，這個會有很大的市場。 第四是市場。國內這些要投資的企業(yè)，我們特別鼓勵他們去搶占拉丁美和東南亞的市場，因為中國企業(yè)經過改革開放的錘煉，基本上解決了制造業(yè)的最基本的問題——品質，中國的產品越來越有價值和競爭力，就像日本的企業(yè)、美國的企業(yè)三十年以前陳兵中國市場一樣，中國企業(yè)的產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歡迎，像華為的產品早就已經打敗了美國的朗訊或者歐洲的阿爾卡特。這些中國的企業(yè)的未來成長的潛力是在這些新興市場做大市場，我們作為PE機構投資中國的這些企業(yè)，讓他們全球搶占市場份額，他們的未來發(fā)展空間還有二三十年，但是警告他們必須注重科技含量和研發(fā)，不要像中國很多的家電制造商，做了三十年沒有解決核心技術問題，這樣的話你的這個后路可能就像索尼一樣最后破產。所以這一塊我們既支持他們、鼓勵他們搶占潛在的市場，同時又支持他們做技術研發(fā)。以上是我們在海外投資中非常關注的四點。 關于市場的選擇是這樣的，對于歐洲，主要是品牌的布局，對于美國，是看重他們的管理、人才及科技含量，對于非洲、大洋洲國家，我們看中的他們的資源。當然今天柳總講到智利還有南美的一些國家的資源也是非常豐富的。所以中國企業(yè)以后的海外投資的選擇必須要根據不同的市場做不同的布局?？偠灾?，未來三十年，中國企業(yè)的海外發(fā)展條件是非常有利的，市場的前景、想象空間無限大，中國的企業(yè)將會在全球成為新一輪的跨國公司群體。 原文選自《財經網》
2014年5月30日 -
王輝耀：海歸逐夢助首都揚帆
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地位迅速提升。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的發(fā)展世界矚目，話語權逐步提升、國際活動日益增多。但是，北京與許多國際大都市的國際化差距依然存在。 國際化外來人口在很多國際大都市，像紐約、倫敦、巴黎、多倫多、悉尼、首爾，甚至是中國的香港，都超過了10%，有的甚至達到20%-30%。而北京依然面臨缺乏國際化的創(chuàng)意和創(chuàng)業(yè)人才等問題，國際人口比例不足5%，影響了北京國際化的進程。 北京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不僅是響應國家政策的號召，也是北京發(fā)展的切實需要。作為首都和高技術產業(yè)中心，北京對我國的各類人才特別是科技人才，也有著異乎尋常的強大吸引力。2008年，北京海外學人中心正式成立，成為北京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和服務的窗口。2009年，北京市“海聚工程”實施，到目前已完成了9批海外高層次人才評審認定工作，“海聚工程”入選總人數已達513人。數據顯示，近年來回國的海歸有40%首選北京作為就業(yè)和創(chuàng)業(yè)之地，“海歸派”已成為北京社會發(fā)展的一支新的生力軍。 在科教文衛(wèi)等領域，高層次海歸人員懷揣世界先進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教書育人、專心科研或者科技創(chuàng)業(yè)，推動北京的科教體制改革、成為北京先進科技、新興產業(yè)的領跑者。 在金融領域，海歸可以引進全新的融資模式，促進金融體制創(chuàng)新。北京的風險投資，最先就是由海歸帶回來的。海歸在海外投資銀行和中國的合作中，可以發(fā)揮巨大的作用，成為中國大型企業(yè)海外上市的主推手。 在外企，海歸紛紛擔任掌門人，可以改變北京產業(yè)生態(tài)。北京跨國公司的地區(qū)總部已達127家，其中世界500強企業(yè)84家，占在京投資世界500強企業(yè)的30.2％。海歸在跨國公司擔任高管，可以快速培養(yǎng)中國本土人才國際化能力，提高北京整體人才國際水平。 展望未來，隨著更多海外人才來京，積極參政議政、促進人文和社會文化等交流，海歸將成為北京與世界的鏈接者。海歸們把國際技術、資本和全世界的創(chuàng)新靈感、管理經驗帶了進來；同時，他們在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過程中還帶來了新理念和新管理模式，提升了企業(yè)文化；他們也成為體制外數量龐大的重要知識群體，引領各種思潮，推動社會進步。 當下的北京，已成為海歸逐夢之地。未來的首都，將揚帆起航，閃耀在國際都市的舞臺上。 新京報特約評論員 王輝耀
2014年5月30日 -
汪潮涌：不該讓銀行暴利的日子繼續(xù)存在
2014年亞布力中國企業(yè)家論壇第十四屆年會2月11日至14日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本屆年會主題為“市場的決定作用--理念與行動”。在“迎接金融大時代——民營資本的力量”分論壇上，信中利資本集團創(chuàng)始人、董事長兼總裁汪潮涌表示，中國的銀行為什么那么賺錢？就是因為它的壟斷性的利差，這是傲視全球的，所以銀行業(yè)的改革絕對是下一步最高層非常重視的。 以下為文字實錄： 汪潮涌：不敢當不敢當，均豪講的非常好，我們都是中國企業(yè)家俱樂部和亞布力的理事，我們經常在一起探討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yè)的一些話題，今天這個主題如果改一下迎接民營金融的大時代，可能就全了。 我談一談對這個大概的理解，其實中國的金融業(yè)在世界的版圖上可以稱得上大，全球十大銀行里面我們占了六個，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里面，前三年都是我們的中國銀行，從09年開始，金融危機以后，國際的歐美的銀行風雨飄搖，我們中國的銀行高速凱歌，每年增長利潤都是在百分之三十幾，但是這個大并不好，這個大，大的畸形，我們三中全會感覺到很振奮的，就是最高層已經看到了大銀行對中國經濟的一個所帶來的一些后患，甚至是弊病，或者是傷害。 我對中國銀行的觀察是很久的，我是從90年代中就開始參與中國銀行的體制改革，當時朱總理在的時候，依賴于國際大的投行和咨詢公司，對中國國有行業(yè)，一個行業(yè)一個行業(yè)的摸底，一個行業(yè)一個行業(yè)的設計改革方案，第一個行業(yè)93年民航，第二個行業(yè)94年電力，第三個行業(yè)95年電信，第四個行業(yè)96年石油石化，到了銀行大概是98年99年，那個時候是中國銀行日子很難過的，常務副總理分管金融，98年當總理以后，他面臨最棘手的問題是中國銀行不良資產的問題，所以出現了后來在01年用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中國銀行業(yè)兩億二千萬的不良資產，壯士斷腕的做法。 從02年開始，中國銀行業(yè)就輕裝上陣了，引進國際戰(zhàn)略投資人，海外上市，紅籌、H，A+H，一路過來，到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銀行業(yè)安然無恙，傲視全球，銀行業(yè)可以說是度過了難關，然后過去的十年獲得了長租的發(fā)展，但是有點過頭，過頭的標致是什么呢？中國整個銀行業(yè)，整個金融資產大概在145萬億，接近150萬億，其中92%是銀行資產。 這是非常的畸形的一個金融結構，所以中國的金融行業(yè)非常的畸形，銀行一家獨大，保險，證券，資產管理，加在一起就占8%，而且在這么8%小的份額里面，各方面都叫影子銀行，銀行脫媒，好像銀行馬上就受到了多大的威脅似的，其實我覺得中國銀行業(yè)的發(fā)展，從未來改革的方面來看，一個從所謂的改革，過去除了國有控股，外資戰(zhàn)略投資人，再加上上市的部分，民營資本在中國的十大銀行里面，幾乎是微乎其微，甚至幾乎是不存在的。 那么從所有制的角度來講，要改革銀行的所有制，第二，要從業(yè)態(tài)上進行改革，一定要把資本市場這一塊發(fā)展起來。銀行它的主業(yè)是貨幣市場，是短期的，中長期的資本的來源要靠資本市場，就是國內經常講的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的比例，要調整過來。銀行它是間接融資的載體，那么它業(yè)務的形態(tài)，就是屬于風險業(yè)務型的，它所有的產品都是短期的。那么短期的銀行產品對于實體經濟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它對中國企業(yè)，除了大型的國企，你可以順延，其他的中小企業(yè)基本上就是一年期的貸款，資金再緊張人家不管，這種對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對企業(yè)的研發(fā)，對企業(yè)的投資是非常不利的，企業(yè)不敢做證券投資，因為銀行的錢是短期的。 資本市場在中國發(fā)展了20年，今年21年，風風雨雨，起起迭迭，最后是15個窗口關閉期推出來以后還是一團糟，存在的問題是沒有給真正需要資金的企業(yè)提供好的股權融資渠道，也沒有給企業(yè)，包括地方政府，包括大企業(yè)，通過公司債來募集長期的固定收益的債券資本，更沒有像西方那樣，就是說為了解決銀行和金融資產的這種不匹配，增加流動性，通過資產證券化來發(fā)行MBS等等這種金融產品。 所以咱們的資本市場在中國規(guī)模小，股權產品，股票產品，遠遠超過債券市場。所以這兩個加在一起中國的資本市場是非常的失靈。中國資本市場的功能，融資、變現、交易、投資，對沖的風險，這五個功能目前僅僅是融資功能、交易功能有些許的一些功能，所以從世界經濟金融版圖來看，中國金融業(yè)最大的短板就是中國證券市場侏儒化，這是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第二，像保險，像資產管理，像其他的PE，對沖基金等等這些發(fā)展，都需要有未來的長租的發(fā)展，所以我覺得對于資本未來在中國參與金融行業(yè)的機會，不要緊緊看著銀行，其實銀行最賺錢的暴利的日子不應該讓它再繼續(xù)的存在，或者已經成為末日黃花了，以后最高層一定要把銀行的暴利壓下來，銀行要放開存款利率，不像現在是僅僅放開貸款利率，存款利率也應該放開，中國的銀行為什么那么賺錢，就是因為它的壟斷性的利差，兩個點到三個點，這是傲視全球的。在這種保護性利差的情況下，獲得了暴利，獲得了超額的利潤，傷害了實體經濟，傷害了儲匯的利益，傷害了中國的消費能力，所以銀行業(yè)的改革絕對是下一步最高層非常重視的，所以我覺得民營資本現在跳進銀行，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情，最好賺錢的時候，像民生銀行那種時代已經過去了。 昨天工商銀行行長說了，民營資本進來以后就能夠解決中小企業(yè)貸款的問題嗎？不行，你們同樣是嫌貧愛富，同樣想貸款給大企業(yè)。所以要解決中國金融體系的這種扭曲的問題，要形成金融的一種生態(tài)圈，站在投資的角度來講很關注這個行業(yè)，15年以前，中國的電信四大公司，獨占市場的時候，我們當時說一定要投電信增值服務，我們一定要投金融行業(yè)的增值服務，增值服務就是非管制的，或者是管制比較松的一些領域。 當時互聯網最早出來是SAP，那個時候電信是允許你們這些互聯網公司去做，最后沒有想到，SAP，ISP，這些執(zhí)照放開之后，成就了百度、騰訊、阿里巴巴和一批中國的互聯網企業(yè)，互聯網電信增值過去的15年的經驗來看，未來中國的15年在金融增值服務里面也可能出現在金融行業(yè)里面的百度、金融行業(yè)里面的騰訊，金融行業(yè)里面的阿里巴巴，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也不一定非得要去看那個執(zhí)照，現在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也有可能五年以后，他們的執(zhí)照不值錢了，他們現在四家公司的市值加起來可能還不到騰訊一家的市值那么大呢。 所以這一塊我覺得我們不要把這個執(zhí)照看得太重。因為執(zhí)照這個東西，是特權，同時也意味著責任，意味著監(jiān)管，在歐美市場經濟這么發(fā)達的地方，金融行業(yè)是監(jiān)管最嚴格的。所以我覺得在真正的很嚴格的這種監(jiān)管的環(huán)境底下要獲得高額利潤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對金融行業(yè)，比如說我們做這個PE，我們很久高興，因為PE這個行業(yè)里面沒有人管我們，現在有備案制了，像巴菲特在美國誰管他，巴菲特這么聰明的人，最后選擇金融行業(yè)里面最高端的，他是一個復合型的基金，又是PE，又是創(chuàng)投，又是二級市場的資產管理公司，又是上市公司，又是(底塞)，通過參股，什么富國銀行，保險公司，他自己把自己高高的放在金融鏈條的最高端，所以我們要做的是要追求在金融這個產業(yè)鏈的，往高端上走，我27年前進華爾街的時候，當時華爾街那么多的金融機構，對我的印象是保險公司我不進，因為我留學的時候，三天兩頭就有美國的保險人員說讓我買保險，看著人家很辛苦，我覺得這個生意真不好做。 勞動密集型的不做，銀行，商業(yè)銀行，也是屬于微利和勞動密集型的，投行是屬于陽春白雪的，高盛、摩根是屬于掙大錢的，PE，硅谷的VC，賺的錢比投行又多，最后一看，對沖基金賺的錢更多，對沖基金，喬水的創(chuàng)始人，去年是22億美金，前年賺了39億美金，索羅斯賺了55億美金，高盛、摩根總裁在華爾街薪酬是最高的，四千萬美金、五千萬美金到頭了，對沖基金的老板是五億美金到五十億美金這種范圍。 所以這個角度來講，只要是機制到位，對沖基金機制到位，立竿見影，二八分成，它的價值體現在它能夠替別人賺錢，如果它不能替別人賺錢，它就拿不到那么高的報酬，所以我覺得未來中國的金融的發(fā)展最好的機會就是金融增值服務。像投的金融數據等等，還有像資產管理的，包括像靜波這樣做融資中介的，第三方募資機構的，這些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尤其是資產管理，我覺得中國過去改革開放35年，老百姓和企業(yè)的主題是創(chuàng)造財富，積累財富，那么未來30年到50年是財富的保值增值，所以要創(chuàng)業(yè)，要投資，我覺得我非常看好在財富管理這個領域里面金融增值服務的機會，謝謝大家。
2014年5月30日 -
田溯寧：數據開放中的創(chuàng)業(yè)機會與社會責任
數據成為資產，是目前產業(yè)界和投資界企業(yè)都非常關注的概念。 過去企業(yè)數據計算是以流程為中心，無論erp還是其他，大部分企業(yè)使用計算能力提高企業(yè)erp辦公流程的效率，但是到了客戶關系管理階段要以crm為主，實際上今天對于企業(yè)最難的問題是：過去計算環(huán)境中是不能解決企業(yè)對市場的判斷，市場營銷的問題，所以企業(yè)還要將大量資源放在營銷上。比如企業(yè)通過廣告進行了大量營銷投入，但沒有非常好的軟件能指明市場在什么地方。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企業(yè)積累的大量數據，也許能夠讓我們對市場進行更好的營銷，使市場供給和需求矛盾更加有效獲得解決。如果大數據成為一個企業(yè)資產，整個企業(yè)的計算環(huán)境可能就要發(fā)生非常大的變化。從過去以流程為核心，到現在以數據為核心。 關于企業(yè)的理解，也要發(fā)生變化。有人講可以通過社會化的軟件，把大量記憶的功能放到企業(yè)來?，F在還處于比較早期的探索過程中。至少大家慢慢在認識到，也許企業(yè)需要一個智能的大腦，就像人需要iq一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思考，重新考慮企業(yè)的數據。如果把大數據作為資產，我們現在對這個資產的定義和理解也還處在非常早期的階段。 從歷史上看，工業(yè)革命催生了我們對于資產新的認識，像礦產、土地這些資產所有權確定之后，加上科技進步才推動工業(yè)革命。從這樣這個歷史比較來看，無論是企業(yè)還是社會，或是政府對于數據資產的理解，數據資產的屬性，數據資產將帶來的在整個生產過程中每個環(huán)節(jié)的價值的認識，還處在一個很早期的階段。 第二個問題，如果未來存在大數據產業(yè)，把數據作為主要生產資料。數據是礦產，數據是石油。我們知道礦產是有完整的行業(yè)鏈，從找礦、選礦，到冶煉完成；石油也是一樣，從尋找石油到輸送石油再到冶煉到汽油各種各樣的應用。大數據的產業(yè)鏈到底是什么？會不會出現現在有些人在談的大數據工廠？過去的工廠是以冶煉物質材料為主，今天的數據冶煉、數據工廠以及大數據產業(yè)鏈還處在建設過程中。這是一個很多創(chuàng)業(yè)者已經進行創(chuàng)業(yè)，投資界也非常敏感的領域，但這個行業(yè)還是在產業(yè)非常早期的階段，到底每個環(huán)節(jié)的商業(yè)模式是什么？這些問題還是需要科學的探索和創(chuàng)業(yè)者的不斷努力。 另一方面更大的問題，如果大數據成為資產，數據的流動，或者說數據的主權，數據的產權，還有數據的隱私權，這些問題明顯通過棱鏡門事件已經明顯可以看到，不僅是企業(yè)面臨的問題，而是全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 關于數據的流動性，跨國數據流動會怎樣，這樣的問題將來會變得越來越復雜。曾經電話運營商貝爾壟斷世界，后來各個國家覺得電話不能讓一家公司壟斷，像法國阿爾卡特就是at&t的法國公司。后來就出現了itu國際電聯組織。在大數據流動的時代，將來國際上跨國的數據流動會是什么樣的？應該會有國際數據組織進行民間性的探索。將來會不會數據也像土地和海洋資產，將來會不會有數據公約對數據的隱私性，對數據主權性進行探索？這些問題的理論研究也剛剛開始。政治家和各國政府對這方面的了解也是參差不齊，但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2013年我就有同事參加在美國舉行的數據流動會議，是由美國一些大的公司組織的。我們也在積極向政府領導和相關部門呼吁，我們國家要積極參與到跨國數據流動工作中去。在這個領域里，我們越早參與越好。 所有這些問題現在都是非常大的挑戰(zhàn)，也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我們在這樣時代可能會看到像地理大發(fā)現，或者海洋探索時代能夠認識到數據和數據帶來各種各樣的產權問題，數據的價值以及大數據未來能夠誕生出的，我們現在還想象不到的產業(yè)。事實上，過去一年半左右，圍繞大數據基金和孵化器，像谷歌包括一些以色列創(chuàng)新的數據公司都非常踴躍。 還有幾個問題，可能需要更多天才的創(chuàng)造者考慮的：這么多數據聚集到一起到底會產生什么現象？我們今天談tb級數據，這么大規(guī)模數據聚集在一起會發(fā)生什么？很顯然，今天我們已經有這么多數據的需求和這么多數據的存儲，美國現在是800到850萬臺服務器，如果到了百萬臺服務器這樣大規(guī)模、高密度的數據存儲的時候會發(fā)生什么，我們現在還是很難想象。 如同18世紀化學大發(fā)現過程中的元素周期表一樣，這么大規(guī)模數據聚在一起會不會有類似規(guī)律出現？如果我們看到數據的創(chuàng)新是像化學革命或者像石油礦產變革那樣大的浪潮，在這個過程中，這個時候的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造或者創(chuàng)新到底將以什么樣的方法發(fā)生，到底誰將成為價值鏈最主要的擁有者，或者最重要的獲得者？化學大發(fā)現最主要的價值創(chuàng)造者是科學家，是實驗的方法。那么，對數據創(chuàng)新，我們能夠用什么方式進行投入？在今天數據大航海早期階段，很多問題都需要我們思考和探索。 來源：2013年12月14日，寬帶資本董事長田溯寧在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科技論壇（ccf yocsef）主題論壇上的講話整理。
2014年5月30日 -
王輝耀：人生是一個不斷開放的過程
人物簡介：王輝耀，廣州外國語學院1977級畢業(yè)生，獲得英美文學學士學位，后在加拿大溫莎大學、西安大略大學和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留學，獲MBA學位和國際管理博士（PhD）學位?，F擔任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南方國際人才研究院院長、中國國際人才專業(yè)委員會會長、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副會長、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副會長、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等職務。 人們說77、78、79級大學畢業(yè)生是一個特殊而幸運的成功群體，然而“不經歷風雨，怎么見彩虹，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對我們這一代與改革開放同呼吸共命運的人來說，開放不僅是宏觀的國家意圖與社會行動，更是指向我們每一個個體的生活方式、人生愿景。在不斷開放中突破人生圍城，在不斷開放中開闊人生境界，才使得我們這一代人生的時代印記和群體特色如此鮮明。于我而言，開放更是一種深切的人生體味與感慨。三十多年前，當我還在上山下鄉(xiāng)的時候，不會想到翻天覆地的改革開放大潮，也想不到自己能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再參與到時代的開放中來；當然更不會設想到后來游走東西方、不斷突圍的人生經歷：改革開放后第一批進入國家部委工作的大學生、最早留學的MBA、第一批跨國公司的高管、最早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出身的國外政府高級官員，隨后又成為第一批參與回國創(chuàng)業(yè)的海歸，第一批創(chuàng)辦海歸社團、國際化智庫的社會企業(yè)家。 我的開放人生，從1977年的高考開始。 苦讀歲月 1977年，當代中國歷史風云變幻的一年，無疑也是改變整整一代人命運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最初提出兩個重大舉措：對內恢復高考、對外派遣留學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命運。作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畢業(yè)生，我在1976年初夏來到了地處四川丘陵地帶的金堂縣龍王公社，從一個城里人轉眼間成了中國最底層的農民，過起了在茅屋中與老鼠共眠的日子。遇到雨天，根本沒辦法穿鞋在泥濘的鄉(xiāng)村小路上行走，只能光腳，大腳拇指要使勁壓住路面，這種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沒有自來水和電，照明靠每月配給的半斤煤油，飲水靠喝井里不衛(wèi)生的生水。為了接受再教育，每天早上五六點鐘就出門干活，到晚上十點才能收工，每天勞動只能記七個工分。即便如此，單純的對知識的渴望一直支撐著我如饑似渴地學習英語和各種知識，因為做鐵路工程師的母親和曾參與援建坦贊鐵路的父親不斷鼓勵我：知識能改變一切。我點起煤油燈看書學習到深夜，在蚊蟲彌漫的酷暑，穿著長衣長褲渾身大汗地看書；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那個年代也賦予年輕人滿腔熱情，我在日記本上找到了當年寫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終于去了，十七歲的我終于來到了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人生的道路就從這里開始了?！比欢で椴]有持續(xù)多久，就被殘酷的現實替代了。到晚上，不通電的村里簡直伸手不見五指，每天勞累一天回來還要自己做飯。四川農村做飯靠燒稻桿，煙熏火繚，我每做一頓飯，就被熏得淚流滿面。嚴重的挫敗感油然而生，繼而變成強烈的不理解和深深的絕望：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隨著社會發(fā)展，人口不斷從農村遷移到城市，而我們卻恰恰相反？難道我的青春只能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耗下去？ 1977年10月12日晚，公社廣播的大喇叭中傳來消息：正式恢復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平地一聲驚雷，這個消息讓所有知識青年欣喜若狂。萬分激動的我知道，改變命運的機會來了，冥冥中感覺一直在等待這一刻。 1978年3月，我如愿以償地收到了翹首以盼的大學錄取通知書，踏上了開往廣州外國語學院的列車。 廣外的日子 一到廣州白云山下的廣外，就發(fā)現這里山清水秀，非常適合讀書學習。 第二天一大早，天還沒亮就被宿舍前后的外語朗讀聲吵醒了。廣外在學習方面有著良好的傳統(tǒng)，校風嚴正。而77級的入校更是給學校注入了一股強大的生機和活力。77級中不少人已工作五年，甚至十年以上，但不管每個人的經歷或背景如何，大家都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那時候，學校對文革“矯枉過正”，開始大張旗鼓、名正言順地抓教學質量，校園學習氛圍十分濃厚。大家學習都十分拼命，你追我趕，誰也不愿意落后。你六點起床，我就五點半起床，別人十一點睡覺，我就十二點就寢。那時，學校教室也不熄燈，學生讀書到晚上一兩點鐘是經常的事。廣州夏天的蚊子特別厲害，我怕蚊子咬，只好穿上厚厚的牛仔褲，渾身大汗淋漓，仍然苦讀不止。 記得在校期間著名外語教學專家許國璋教授曾來廣外作報告，夸廣外是全國外語院校中環(huán)境最好的。廣外當時師資力量也非常強，60年代院系調整時，原中山大學外語系、暨南大學外語系、華南師大外語系等許多重點院校的師資差不多都薈萃于此，還有不少歸僑老師和外教，再加上鄰近港澳、交流方便等優(yōu)勢，的確可稱得上得天獨厚。當時廣外英文系有很多國內外知名的教授包括梁宗岱、顧授昌、蔡文顯、桂燦昆、桂詩春等。 我學的是英美語言文學專業(yè)，那時經常如癡如醉地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到古典主義文學，從啟蒙主義文學到19世紀的浪漫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直至80年代初最流行的現代派。這些浩瀚的文學作品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開始瀏覽過去沒有機會閱讀的文史哲和政治經濟類書籍，也經常悄悄溜到教師閱覽室閱讀世界各國的刊物。我在學校也選學了不少英國文學作品，最初是早期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學然后是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當然還有偉大的莎士比亞。我還特別迷戀英國早期浪漫主義詩人、“湖畔派”代表人物華茲華斯。也許是廣外校園附近白云山那迷人的自然風景，或是我一直更向往大自然的深邃，華茲華斯從一開始就抓住了我的心。 后來我專門寫了一篇關于華茲華斯的文章，廣外知名教授顧授昌和蔡文顯看過以后都建議我拿去發(fā)表。這些老先生在英美文學方面都很有造詣，也都給予過我很大的幫助。我1999年回廣外捐資設立王輝耀獎學金時，還專程去看望了顧老。顧老當時已是95歲的高壽，仍能憶及他教過的學生。蔡文顯教授是研究英美文學史的，寫過不少書。當時二位教授在學校教授英國文學選修課，小班授課，名額有限，但我都獲得了機會。我常常寫一些詩歌評論或莎士比亞作品研究的試作給他們看，得到了他們不少的鼓勵和指點，終身難忘。 雖然學的是英美文學，但我覺得，不論學什么專業(yè)，都應該把自己訓練成為一個復合型人才。在廣外學習的四年，也是我博覽群書的四年。隨著中國70年代末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大批的舊書得以重新開放或重印出版，同時也有不少新書被介紹過來。當時《讀書》雜志復刊時曾發(fā)表過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做《讀書無禁區(qū)》，從此打破了“文革”以來讀書方面的許多清規(guī)戒律，我便省吃儉用訂閱了《讀書》雜志一直到畢業(yè)，至今仍然保留著當年讀過的這些刊物。 廣州是中國近代開風氣之先的地區(qū)，更是改革開放的前哨站，因此廣外的風氣與環(huán)境相對來說比較開放和前衛(wèi)。記得大學期間，全國青年和輿論界曾有過一次非常轟動的關于人生意義的討論，當時的《中國青年》雜志發(fā)表了一篇署名“潘曉”的文章，題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起全國熱議，在大學生里也引起了很大反響，大家開始審視作為個體的人在人生中的意義。上世紀80年代初各種國際流行的新觀念更是蜂擁而至：一會兒是存在主義，一會兒是弗洛伊德，一會兒又是“垮掉的一代”……社會新事物也層出不窮，“三資”企業(yè)和各式時裝像雨后春筍般拱出地表。人們開始注重自身的價值和儀表，大街上的商店開始琳瑯滿目，中國的電視節(jié)目開始第一次出現了廣告，類似“精工表，譽滿全球”等廣告詞不絕于耳。流行歌曲廣為傳誦，令人耳目一新，鄧麗君的歌聲像旋風一樣席卷神州大地，歷久不衰。在學校這個小社會里，我逐漸發(fā)現，隨著80年代的對外開放，人們美的意識也在不斷增強。男生不再是清一色的藍制服，女生的穿戴更是多姿多彩起來。我們也有輕松的舞會，雖然只有“五四”、“十一”和元旦才有。我至今還記得第一次參加化妝舞會的情景，那恐怕也是廣外有史以來舉辦的第一個化妝舞會。音樂的旋律彌漫了整個禮堂，五彩繽紛的燈光在旋轉，美的意識在蘇醒，青春的熱流在大廳里沸騰。廣外的環(huán)境非常迷人。附近既有郁郁蔥蔥的白云山，又有碧波漣漣的湖水；尤其是在初秋的夜晚，當微風輕輕地吹拂，許多學生都會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大自然里。傍晚大家唱歌，既有鄉(xiāng)思，也有相思，歌聲里寄托了不盡的年輕心思與情懷。廣外的夜晚更加迷人：星星在天空眨著明亮的眼睛，四周的山坡一片朦朧，校園里除了寂靜還是寂靜。有時回到宿舍，同學們都去自習了，我就扭開收錄機聽聽音樂，一方面換換大腦，另一方面可以借助音樂的翅膀翱翔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靜思默想已成了我多年來培養(yǎng)的一種良好習慣，但這種深思必以生活的起伏為基礎。年輕人不僅要是深沉的夢想者，也應是行動的實干家，兩者可能都需兼具，猶如矛與盾這兩個方面。 廣外可以說是我精神成長的一個故鄉(xiāng)，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黃金時光。在這里，我的思想、眼界、胸懷與心靈都經受了一場知識海洋的洗禮，世界觀、人生觀與生活態(tài)度都為之一新。廣外打下的基礎，一直伴隨著我闖蕩世界，人生從這里揚帆起航，走向了更加廣闊的世界。 開放人生的六次突圍 百川歸海，是因為它能不斷穿過巖石的阻截；彩蝶破繭，是因為它能不停咬破絲線的纏繞。人在旅途，前行路上同樣需要不斷跨越艱難險阻。“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一種開放式人生的哲理：要達到人生的至高境界，就需要相繼突破一個個狹隘的包圍圈。 人的一生是一個不斷開放的過程。人生的“圍城”無處不在，一次成功突圍并不意味著一帆風順，人生也是一個不斷突圍的過程，一個不斷超越自我和不斷完善自我，最終爭取掌握自己命運的過程?；仡欉@些年來的經歷，我最大的感悟就是：開放人生需要不斷突圍。我認為自己經歷了六次人生突圍。 我人生的第一次突圍，自然就是通過高考讀上大學。1977年高考，大約是中國高考歷史上競爭最激烈的一年，我有幸趕上參加，從此生命的列車開始加速奔馳。 80年代初期，國際經濟貿易正是改革開放的最前沿領域。大學畢業(yè)后，我被選拔到國家對外經貿部任國際經濟合作官員，成為國內最早一批負責中國企業(yè)走出去的官員之一。其間，還參與起草了一份關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的報告，受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重視，并親自批示在全國貫徹，我倍受鼓舞，同時也感覺責任重大。 80年代中期，正是在經貿部干得一帆風順的時候，卻越來越意識到了自己知識的局限性，越工作越覺得自己的國際工商知識不足，于是決定出國留學，放眼看世界，留學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突圍。 不久，我爭取到了一個留學獎學金的機會，如愿以償地實現了“國際大學”夢，成為最早一批赴加拿大讀MBA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國外的MBA學習特別推崇分析能力和獨特的觀點，上課還要發(fā)言才能有分數。我強迫自己每天讀海量的書籍，反復研究那些經典案例，系統(tǒng)提升自己的全面素質，很快就適應了國外的超負荷學習。 如何打進北美的主流社會，是我人生的第三次突圍。我一直奉行，留學生盡量不要去洗盤子，而要去干那些能寫上簡歷的工作，報酬哪怕很低，但經歷是更有價值的財富。在留學期間，我盡量找機會去大公司實習，曾在加拿大帝國商業(yè)銀行從事項目融資工作。中間還為加拿大城市聯合會工作過，參與接待了以李嵐清為團長的中國市長代表團，歷時一個月，橫跨加拿大東西南北，考察了西方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后來又去日本為一些大公司做咨詢和培訓。這些經歷，都為我日后進入跨國公司積累了豐厚的資本。 1988年，我經過激烈的競爭，進入了全球最大的工程管理咨詢公司之一SNC-蘭萬靈公司，并在一年內以中國大陸留學生的身份從助理經理到經理，再從經理晉升為國際市場董事經理，成為該公司的第一位華人高級主管，也是在加拿大大型國際跨國公司最早擔任高管的中國留學生。那時，我還不到30歲。后來回國后，我進入全世界最大的項目管理咨詢公司之一的Agra-AMEC國際公司，擔任負責亞太地區(qū)業(yè)務的副總裁。 在北美學習工作多年，積累了跨國公司管理經驗之后，我又開始了人生的第四次突圍。那時我想，有了在中國政府工作的經驗，如果能有在外國政府工作的經驗豈不更好？于是，我參加了加拿大魁北克駐香港和中國首席經濟商務代表的公開競聘，結果從數百人中脫穎而出，順利擔任了這一高級職務，在加拿大留學生圈子里一度引起轟動。在任職期內，加拿大魁北克企業(yè)對香港的貿易額增長了一倍，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額增長了兩倍，我的工作能力和業(yè)績得到了認可。 任期滿了以后，我并沒有回到加拿大，而是選擇了回中國創(chuàng)業(yè)，開始了我人生的第五次新的突圍。 1992年，鄧小平發(fā)表南巡講話，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潛力也被激活。“要想做貢獻，還是回來好”，小平同志對海外留學生期望之殷殷，深深地觸動了我。在我看來，每一個人，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至少都應該從事一次創(chuàng)業(yè)的活動。雖然創(chuàng)業(yè)成功率不會很高，但無論成功與否，都值得去嘗試，因為創(chuàng)業(yè)可以帶來一個嶄新的世界，可以給你一個能力全方位體驗的機會和最大的自由，創(chuàng)業(yè)的過程就是真正最大限度主宰自己命運的過程。一個人一輩子何其漫長，總要給自己一次這樣的機會。 我在90年代中期就回國創(chuàng)業(yè)，可以說是回國留學生中最早下海創(chuàng)業(yè)者之一?；貒螅夷贸鲎约涸诤Ｍ夤ぷ鞯姆e蓄，在北京友誼賓館里租了一個房間，晚上是臥室，白天是辦公室，開始了個人創(chuàng)業(yè)。每天晚上美國、加拿大的傳真會進來，24小時都睡不好覺。那時候根本沒有朝九晚五的概念，整個人就像上了發(fā)條一樣，每天不停地工作。有一天上洗手間，我突然暈倒在里面。這就是那段時間的生活狀態(tài)，但我覺得自由和愉快。因為創(chuàng)業(yè)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zhàn)性的工作，必須過這一關。事實證明，我回歸創(chuàng)業(yè)的選擇是對的。我創(chuàng)建的亞加國際公司和美歐亞國際商務咨詢公司，為中國諸多重大項目引進外資和國際合作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引進國外政府的贈款和參與包括三峽工程在內的五十多個在華大中型項目。我們的客戶有國企、央企和民營企業(yè)，也有GE、西門子、ABB、三菱等多家國際知名跨國公司。作為中國企業(yè)家，我早在1999年便成為北美主流刊物《加拿大商業(yè)周刊》的封面人物。作為海歸創(chuàng)業(yè)的代表，2002我被評為首屆“中華海歸十大創(chuàng)業(yè)人物”之一。在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之后，我又在思考還能更好地做些什么，什么是我下一個的人生突圍，怎樣才能一直走在時代的前列。 70年代，當很多人都忙著“革命”時，我卻捧著破爛的英語書躲在角落里苦讀；中學時被下放到方圓幾里都少見人蹤的荒野農村，陪伴我的是一臺可收到海外新聞的小收音機和每天的《參考消息》；80年代中期，當不少人都爭先恐后去捧鐵飯碗時，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外經貿部的工作，去讀當時國內大多數人尚不知為何物的MBA；90年代剛開始，當大多數留學生還在西方世界勤工儉學時，我已經做到了跨國大公司的董事經理，出任了海外政府高級經濟商務代表，深刻地體驗了另一種文化和制度的精髓；而當更多的人都開始出國留學時，我選擇了回到中國創(chuàng)辦自己的公司，開創(chuàng)海歸事業(yè)。那時，距離今日的歸國創(chuàng)業(yè)熱潮，早了近二十年。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使命情結，恪守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士者理想。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個人兼濟天下有什么最佳之道？怎樣才能讓社會更加美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曾經也有三年擔任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兼職教授并開設了國際商務管理課程，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樂事。就是在北大授課期間，我萌發(fā)了做一個更有影響力的海歸社團和國際智庫的愿望。 于是，我決定進行人生的第六次突圍，將目光放大到中國國際化高端人才，推動留學人員為中國社會的發(fā)展作貢獻，建立中國的國際化智庫。 推動國際人才事業(yè) 最近十余年來，我的工作重心已經放到從事公益性的社團和智庫研究活動上，從組織實踐、理論著述和政策建議等多方面推動海歸事業(yè)的發(fā)展。 作為一名留學人員，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一直是我敬仰的人物。我想，百多年前的人物尚能推動中國的留學事業(yè)，作為當代的留學生，更應該做些有意義的事情。為此，我回國不久就加入了歐美同學會，旨在通過這個中國留學人員最大的平臺匯聚更多志同道合之人，推動中國海歸事業(yè)。 2002年，我提議創(chuàng)辦了歐美同學會商會，為中國日益增長的海歸群體中的商務精英人士創(chuàng)建一個組織、搭建一個人際網絡平臺。但商會的創(chuàng)會，卻并不那么容易。我?guī)е约汗镜膯T工，花費大量時間進行組織籌建工作，并聯絡各界精英學長，建立網站、編輯出版會刊，2002年10月17日，近百位留學歸國人員包括田溯寧、張朝陽、吳鷹、徐小平、閆長明、毛大慶、莫天全等，聚集在位于北京南河沿大街111號的有90年歷史的歐美同學會會所，歐美同學會商會就這樣成立了，我被推舉為商會首任創(chuàng)始會長。2005年5月，《財富》全球論壇在北京召開。因為大雨，首日的財富論壇開幕式從天壇公園祈年殿移至人民大會堂，我在這里碰到了歐美同學會商會副會長、時任中國網通集團總裁的田溯寧。交談之中我們都覺得國家發(fā)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資源，中國企業(yè)要在國際競爭中獲勝，也需要一大批國際化人才和團隊，不過這樣的人才還少，需要有一個更高的平臺把海歸精英力量聚集起來。就這樣，2005年，在歐美同學會商會的基礎上，我又和其他優(yōu)秀海歸如田溯寧、王波明、李山、湯敏、王維嘉、傅軍、趙民等人一起發(fā)起了2005委員會并擔任創(chuàng)始理事長?，F任理事長由著名海歸鄧峰擔任。 2007年，我對近年來海歸創(chuàng)業(yè)的資金難題作了研究，向總會和有關領導提交報告，得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親自過問和批示，并由國家有關部門研究出臺相關政策。這時，我又給歐美同學會打報告，建議成立建言獻策委員會，并同時成立了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以充分發(fā)揮國際化人才的國際視野、智力密集優(yōu)勢和遍布世界的人脈網絡，為國家和政府提供戰(zhàn)略層面的建議和意見。在這個過程中，我特別注意發(fā)揮海內外留學人員建言獻策的積極性，并實施和組織有關調研和研究、協(xié)辦海外高層次人才研討會，向國家有關部委提交了上百份建言獻策報告，很多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過去五年里，也曾經多次組織“千人計劃”工作建言獻策座談會，邀請了施一公、王小凡、饒毅、裴鋼、陳十一、薛瀾、錢穎一、李家洋、張亞平、曾益新、鄧峰、董克用、曹雪濤、鄧中翰等知名留學人員為國家“千人計劃”工作出謀劃策。 自2008年成立歐美同學會建言獻策委員會和創(chuàng)辦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以來，我?guī)缀鯇⑷康木ν度氲絿鴥韧馊瞬叛芯俊艺呓ㄑ垣I策和國際化智庫建設等方面。2012年，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又創(chuàng)辦了南方國際人才研究院，2013年，經國家民政部批準，在人社部和中國人才研究會的支持下，我們又創(chuàng)辦了中國國際人才專業(yè)委員會。我深知，只有從更加專業(yè)、理論、國際化的層面，打造被主流政策決策者認可的智庫平臺，建言獻策，才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的國際人才和改革開放事業(yè)，全方位實現我們的歷史使命。 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關注和重視研究國際人才戰(zhàn)略、中國海歸與中國留學人員群體。作為一名海歸，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將國際優(yōu)秀人才的事跡和精神記錄下來，如何從各個層面為中國國際人才群體服務，如何促進中國的人才強國戰(zhàn)略，如何為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型作出更大貢獻。我不再滿足做一個企業(yè)家，而是把目光轉向了人才理論研究和著書立說。十多年來，我在國際人才、中國海歸群體與海歸創(chuàng)業(yè)管理等領域開始了廣泛的研究，出版有關著作近四十部和有關專業(yè)文章一百多篇，得到政府、社會和業(yè)內的公認。 2008年，我應邀作為專家，參與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fā)展規(guī)劃剛要2010—2020》的起草工作和促進了國家“千人計劃”政策的出臺。2009年，應中組部邀請，為時任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和中組部機關近300位官員做國際人才競爭戰(zhàn)略講座。2010年，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舉辦的首屆中國人才發(fā)展論壇上，我提交的大會重點發(fā)言論文《中國海歸創(chuàng)業(yè)的貢獻、成功要素和需要克服的困難》獲大會一等獎，獲得人社部部長尹蔚民頒獎，原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出席頒獎儀式。同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國家戰(zhàn)略——人才改變世界》一書，獲得原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廣東省委干部讀書會上的導讀和推薦，并推薦給了全省干部。 這些年來，我同時熱心海歸組織和實踐工作，通過組織大量活動，包括連續(xù)八屆參與舉辦中國留學人員回國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發(fā)展論壇，數千人次參加，各相關部委領導和歐美同學會韓啟德會長每年堅持參加，影響廣泛。我也連續(xù)成功協(xié)辦了三屆歐美同學會海外高層次人才建言獻策座談會，邀請美國、英國等11個國家的多名海外留學人員專家學者和精英人士出席會議并座談，其中包括李成、鄭永年、黃亞生、趙穗生、陳志武、劉宏、張旭東、姚樹潔、劉亞偉、黃靖、李百煉、李大西、王紹光、黃偉、顏海平、龐曉東、趙啟光、金李、張伯賡、周瑋生等諸多海外知名留學人員與中央和國家領導人，讓國際精英為國家建言獻策，發(fā)揮他們的國際視野和智力密集優(yōu)勢。 這些年來，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已發(fā)展成為中國國際人才領域的權威研究機構，推動了中國留學和海歸群體研究，推動了中國國際化人才事業(yè)的發(fā)展。自2012年起，我在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主編出版了“國際人才藍皮書系列叢書”，包括《中國留學發(fā)展報告》、《中國海歸發(fā)展報告》、《中國國際移民報告》、《中國區(qū)域人才競爭力報告》，得到了國內外數百家媒體的廣泛報道和業(yè)界認可，為相關政府部門提供了重要的決策參考。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近年來的部分研究課題如“國際人才競爭戰(zhàn)略”、“千人計劃”、“國家綠卡待遇完善”、“人才簽證”、“海外華僑華人專業(yè)社團和專業(yè)人士”、“中國海歸創(chuàng)業(yè)支持啟動計劃”等，都成為了國家相關政策出臺的參考依據。 從“海歸”到“海鷗”，在創(chuàng)造出這些新名詞的同時，我在中國留學與國際人才方面所做的一切，不知不覺中開辟出了一個嶄新的領域——推動中國海歸事業(yè)發(fā)展。在努力為中國走向世界，為開放中國融入全球化大潮作出貢獻的同時，中國海歸事業(yè)的發(fā)展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嶄新的境界。 2013年10月，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有三千多名留學人員代表參加的歐美同學會百年慶典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廣大留學人員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他指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尚賢者，政之本也”，要千方百計創(chuàng)造條件，“使留學人員回到祖國有用武之地，留在國外有報國之門”，提出留學人員要成為“留學報國的人才庫，建言獻策的智囊團，民間外交的生力軍”，希望廣大留學人員在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促進對外交流等方面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可以看出，中央新一屆的領導對中國國際化人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國際化智庫助推中國崛起 為了更好地辦好國際化智庫，2010年，我去了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庫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擔任訪問研究員，接著開始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擔任高級研究員研究國際智庫運作模式。這些年來，我努力把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fā)展成為中國國際人才領域的主要智庫，實際上，這僅僅是打造中國國際化智庫夢的第一步。在海外學習研究工作多年，我知道國際人才智庫對一個大國意味著什么，特別是對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轉型意味著什么，這也是我創(chuàng)辦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國際化智庫研究、建設和發(fā)展，將成為我后半生的重要事業(yè)，我也十分感謝各界人士對我多年的支持。 我一直覺得自己首先是個學者，可很多人還是把我看作一個“社會活動家”或“企業(yè)家”，其實我身上的確有這兩種色彩，不過我更希望超越這兩種身份，做一個中國式的“社會企業(yè)家”。在一個成熟、健康的社會里，兼具企業(yè)和社團公益特質的社會企業(yè)家，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個重要的新型社會角色。在發(fā)達國家，社會企業(yè)家是一個讓人尊重的特殊社會精英群體，對正處于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轉型之中的中國來說，比西方更為迫切需要自己的“社會企業(yè)家”群體，因為他們是推動社會經濟轉型最有優(yōu)勢的跨界力量。對中國來說，會賺錢的企業(yè)家已經被市場經濟培育了多年，但有理想、有擔當、有創(chuàng)新的“社會企業(yè)家”則太少了?！度绾胃淖兪澜纭芬粫淖髡叽骶S?伯恩斯坦這樣定義社會企業(yè)家：“為理想驅動、有創(chuàng)造力，質疑現狀、開拓新機遇、拒絕放棄，構建一個理想世界的人?！?nbsp; 創(chuàng)辦一個國際化智庫，為中國的崛起提供智慧的力量，這就是我作為一個社會企業(yè)家當前正在努力的方向和擔當的責任。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fā)展到今天，已成為海外留學人員、國際專家、華人華僑學者和國內專家學者智慧交融的一個國際型智庫，其國際人才領域的研究風格呈現出國際性、高端性和針對性的特點，在不少方面都具有首創(chuàng)性、開拓性、實用性的價值，可以說是開先河，在學界和業(yè)界具有了一定的公信力和影響力。特別是國際人才藍皮書系列研究成果的發(fā)布都是國內第一次，往往能引起相關政府部門、社會機構和主流媒體的關注并對社會公眾造成一定影響。 最后，如果說把改革開放后涌現出的77、78、79級畢業(yè)生人群稱為中國開放時代人生的成功者，那么在當今中國，77、78、79級的同仁還需要繼續(xù)發(fā)揚他們在我們時代的開放性格與開放精神。今天的中國，還需要繼續(xù)改革開放，還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我們還需為今天的年輕人鋪路搭橋，以引領帶動更多人共建“優(yōu)良國家”。為了開辟通往更美好社會的前路，我們77、78、79級更應該將開放與思想解放精神發(fā)揚光大。 在浩瀚的時間長河中，個人與時代總有一段交集，或擦肩而過，或正逢其時。我們77、78、79級與過去30年中國的波瀾壯闊相遇，因為這個開放的時代而獲得了多元的成功渠道。我們每個人的經歷都如同一面小小的鏡子，能從中窺見個人命運與時代開放的諸多關系。我真切地慶幸自己能與國家、民族和全球化時代的開放脈搏一起跳動，在不斷突圍中鑄就自己的開放人生。世界在縮小變平，我的心卻將變得更加開闊。
2014年5月30日 -
熊曉鴿：在早晨第一縷陽光中起飛
人物簡介：熊曉鴿，湖南大學77級外語系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研究生，波士頓大學新聞傳播學碩士。現任IDG全球常務副總裁兼亞洲區(qū)總裁。IDG資本創(chuàng)始合伙人。1993年，協(xié)助IDG創(chuàng)始人兼董事長麥戈文先生在中國創(chuàng)立太平洋風險技術基金（現更名為IDG資本），是最早將西方技術風險投資實踐引入中國的人士。2004年，熊曉鴿在母校美國波士頓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設立了兩項個人獎項——“熊曉鴿新聞終身成就獎”和“熊曉鴿亞洲報道年度記者獎”。同年，他榮獲波士頓大學“杰出校友獎”。 我們新三屆是追夢的一代，夢想的起點大家往往都會提到高考，因為恢復高考的確是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命運。于我而言，人生正是從那一年高考開始真正變得精彩而有意義，讓我從一名電工到做夢成為歌唱家、新聞記者，到現在成為商業(yè)投資企業(yè)家并追逐著新的夢想。如果我真的是一只早晨的鴿子，那么1977年高考就是早晨那第一縷陽光，驅走了一切命運的陰霾，照亮了精彩人生的前路。 早晨鴿子愛陽光 母親生我的時候，一只鴿子恰好飛進喜氣洋洋的家里，于是父母給我取名曉鴿，寓意人生就像這清晨的陽光一樣絢麗燦爛，像可愛的鴿子一般自由自在，快樂飛翔。 我的成長與我的母親不可分割。母親幼年窮苦，從小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但她所有的痛苦、辛酸、哀愁、無奈，統(tǒng)統(tǒng)不想讓我知道，希望我生活在一個純粹光明的世界里。她憑著一個母親的本能，小心地為我維護著一個簡單美好的世界：月亮無論盈虧圓缺，都是美麗的；今天雖然是陰天，但明天太陽一定會出來。而母親自己永遠開開心心、樂樂呵呵的笑臉，是這所有光明承諾最堅強的保證。 那時候，有小朋友嘲笑我父親的殘疾，模仿他用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姿勢，讓我很難堪?？赡赣H并不生氣，只是笑著告訴我，爸爸的腿是為國家打仗受傷的，他是對國家有貢獻的人，是我們家的光榮！一句話說得我挺直了腰桿，再也不把別人的羞辱放在心上。 成年后，商海弄舟，也經歷了不少大風大浪。常常有同事大惑不解地問，你為什么總是那么樂觀？在人人垂頭喪氣的時候依然信心百倍？我只是笑一笑，告訴他，我的樂觀已經是一種本能。我沒有告訴他的是，我這近似偏執(zhí)的樂觀，其實源自于母親的信念和堅持——是她讓我的心里沒有陰影和疑云，永遠從光明的一面去認知這個復雜兇險的世界；是她讓我從孩提時代就堅信：太陽會出來，明天會更好。 陽光燦爛七七年 1977年，中國高等學府在“閉關”多年之后，重新向望眼欲穿求學若渴的百姓子弟敞開了大門。這扇轟然開啟的知識大門透出的燦爛陽光，從此照亮并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 我便是這第一批幸運兒中的一個。 1977年，我還是湖南湘潭鋼鐵廠剛出徒的電鉗工，整天在馬達轟鳴鋼花飛濺中無知無畏地虛擲著寶貴的青春年華。從工廠廣播中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時，我簡直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是本能地覺得，機會來了，一定要試一試。 于是，我向工廠請了兩個星期的假，撿回闊別多年的課本，開始以拼命三郎的方式日以繼夜地復習備考。父母把他們住的大房間讓給我，大床上堆了半床的復習資料，床頭還放了一筐父親專門買給我的桔子。整整半個月，我在這間屋子里足不出戶，閉門苦讀。母親每天寬慰我，讓我別太緊張，考不上也沒關系，一家人好好在一起過日子。停電的時候忙著給我點油燈，備蠟燭，三更半夜還惦記著給熬夜讀書的我煮宵夜。 兩個多月沒日沒夜“頭懸梁、錐刺股”式的復習，換來了一張薄薄的湖南大學入學通知書。欣喜之余，卻也有點遺憾：當了三年多電鉗工，一心一意想報考工業(yè)自動化控制專業(yè)，卻被學?！吧米浴闭{整到基礎課部英語班——一個有志青年科學救國的夢想，就這樣被“扼殺”了。不過我母親卻心滿意足，在她心目中，湖南大學是離家最近的、最好的大學，有此兩點，夫復何求！ 千年學府任遨游 匆匆忙忙脫下油漬斑斑的工作服，歡歡喜喜跨進綠蔭森森的校園，誠惶誠恐搬進古色古香的學生二舍，戰(zhàn)戰(zhàn)兢兢翻開散發(fā)著油墨清香的書本，滿目皆是似曾相識其實陌生的ABCD。 說句實在話，當時的我只會說一句完整的英語：AlbaniaisasocialistlanterninEurope。同學之中卻已有人能夠捧著英文版的《紅樓夢》讀得津津有味。如此巨大的落差足以讓人望塵嗟嘆。好在我雖然驚慌萬狀，但還不至于驚恐失措。笨鳥沒有機會先飛，總還會慢慢飛吧。我和也是從工科轉到英語班的張明春同學定了個“君子協(xié)議”：每天每人必須背熟一篇英文小故事，不會的第二天就要乖乖受罰，幫對方買飯打開水。正像俗話說的，功夫不負有心人，不知不覺間，我也能和班上最優(yōu)秀的同學一起比肩而坐，比翼齊飛了。 如今仔細體味，當年的那一股不服輸、不氣餒的執(zhí)拗勁兒，得益于自己當過幾年工人，能吃苦耐勞，同時也得益于湖南大學淳樸務實的校風，得益于這所千年學府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旺盛人氣與文脈。 試想，每天，腳踩著唐宋以來由一代代學子跋山涉水萬里求學的執(zhí)著腳步踏平的山道，聆聽著長年累月回蕩在岳麓山谷綿延不絕的瑯瑯書聲，瞻望書院“千百年楚材導源于此，近世紀湘學與日爭輝”的聯匾，哪一個風華正茂的學子不熱血沸騰豪氣干云！在同樣的講臺上，朱熹、張栻、王陽明、高世泰、王先謙等一代宗師曾傾囊相授；在一樣的濃蔭下，彭龜年、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蔡鍔、蔡和森等名士聞人也曾“日常聞教，夜自研習”……與巨人同行的肅然與敬意，斂聚陶冶成一股砥礪、催逼后來者奮力前行的強悍內驅力。遙想當年——半個多世紀之前，那位在隔岸相望的湖南第一師范就讀的青年湘潭同鄉(xiāng)，佇立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或許，他也正是在這樣一種經過千年蘊蓄勃然煥發(fā)的力量的感召之下，激發(fā)出浪遏飛舟、揮斥方遒的壯志與雄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這所千年學府以其豐厚的底蘊、淵博的學養(yǎng)，給予它所培育的學子一個堅實的起點，一種永遠的、溫厚的支持。從湖南大學畢業(yè)以后，走南闖北，繼而飄洋過海，負笈北美。其間的甘苦冷暖，寸心自知。不論是一帆風順還是身處逆境，不論是春風得意之時還是筋疲力盡之際，我都會時常在心中暗自感念，是母校給予我改變命運、重塑自我的第一個契機，給予我獲取知識、認知世界的第一把鑰匙，給予我闖蕩天下、縱橫商場的底氣和信心。所以，1995年秋，又一個漫山紅遍的季節(jié)，在我回國效力、事業(yè)初有小成的時候，我便“斗膽”在母校設立獎學金，以激勵年輕的學弟學妹們勤奮學習，光大母校一脈相傳、弘通博大的人文精神。綿薄之力、寸草之心，難以報答母校的恩澤春暉。雖然母親早已仙逝，這些年我也曾先后就讀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美國波士頓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哈佛大學商學院，但在我的心目中，湖南大學依然是最親近的、最好的大學。 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說過：“每一個人身上都拖帶著一個世界，由他所見過愛過的一切所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來是在另一個不同的世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所拖帶的那個世界里去?！?nbsp; 母校是一個人精神的搖籃，是一個人流連忘返的靈魂棲居地。從這個意義上說，湖南大學，這間千年學府的門楣，不僅僅在于四個簡簡單單的漢字，它更存在并一定光耀于莘莘學子們畢生的眷戀、憧憬和描繪中。 那年高考影像記 2007年圣誕節(jié)，湖南大學77級英語班的同學在母校大團圓。因為是英文專業(yè)的緣故，同學大多散居世界各地，疏于聯絡。人到中年的我們，既是家庭的中梁砥柱，又正朝著各自事業(yè)的頂峰沖刺，平日的生活雖不能說日理萬機，用惜時如金來形容，卻是一點也不夸張。但這次聚會，老班長振臂一呼，立時應者云集，紛紛撇下身后的萬丈紅塵營營瑣事，漂洋過海，來見久違的同窗故友。兩鬢微霜，鄉(xiāng)音未改，有人貴為一方諸侯，有人已成行業(yè)棟梁。酒酣耳熱之際，感慨著世道滄桑人事變幻，心里有一個隱隱的困惑：如果，如果中國沒有在1977年恢復高考，我們這幫如今熱衷于在談笑間指點江山叱咤風云的小人物，又會在哪一方土地、以何種方式謀生呢？ 不能不承認：是幸運，是機遇。一個國家在某一個清晨蘇醒，而我們，有幸迎來了早晨那第一縷燦爛的陽光。 說起來，作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我們這些時代的幸運兒，幾乎人人都有一段披荊斬棘排除萬難的求學經歷。并非夫子自夸——這其間捕捉命運轉機的敏銳，百折不撓的意志力，求知求真的上進心，又豈是簡簡單單的“幸運”二字可以囊括？這一段心路歷程，是一代人以知識改變個人命運的彌足珍貴的集體記憶，也是一個民族重新煥發(fā)生機、開啟智慧與創(chuàng)造的原動力的歷史見證。 2008年6月，在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巧遇上海電影集團的總裁任仲倫先生，又偶然談起我們這代人的求學經歷，感慨之余一拍即合，約定共同投資拍一部有關當年高考的電影。任總雷厲風行，不久就寄來了劇本和協(xié)議書，我只粗粗看了一遍，電話里提了幾點意見，就大筆一揮，簽下了投資協(xié)議書。在我不短的投資生涯中，這是唯一一次沒作任何市場調查，沒作任何風險評估的投資。因為，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這次投資，與金錢無關，與回報無關。 無論你年輕或者年長，當你走進影院，在重溫一段青春故事之余，心中留下一幀清晰的歷史剪影——于我，那便是這筆投資最有價值的回報了。
2014年5月30日 -
陶景洲：實務為國，律師人生
人物簡介：陶景洲，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取得學士學位后，被教育部派遣到法國學習，成為中國恢復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公派留學研究生?，F為美國德杰律師事務所負責亞洲業(yè)務開拓的執(zhí)行合伙人。曾獲得“中國反傾銷第一人”、“亞洲地區(qū)最優(yōu)秀的仲裁律師”等稱號。我們這一代人，沖破三年自然災害，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沐浴數十載改革開放的春風，可以說是“歷經風雨滄桑”。作為1977年恢復高考后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第一屆學生，回想起這些年的點點滴滴，我一直相信，一個人的際遇，有自身的努力，時代的催化，而于我而言，還總有命運的眷顧。 苦澀而斑斕的年代 1977年的那次高考，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輕，心中裝滿了非北大清華不讀之傲氣，即使父母偷偷地把他的志愿改為安徽大學和安徽師范大學，但在關鍵的最后時刻，他把志愿又改回了北大。這個小年輕，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我。雖然我知道“父母在，不遠游”，也知道一個小縣城的孩子，在偌大的北京城舉目無親，可能舉步維艱。但是，這個傲氣的年輕人，還是毅然決定要開啟一段“冒險”的旅途。記得當時北大法律系是絕密專業(yè)，對學生的政審很嚴，我們這屆法律系一共招收了82名新生，來自安徽的，只有李克強、張恒山和我。北大的楊敦先教授多年之后親切地稱呼我們?yōu)椤包S埔一期”。當時，北大名師如云，有到過延安的陳守一系主任，也有國際法教授王鐵崖，還有國際經濟法教授芮沐。其中，對我們影響頗大的一位老師就是已故的憲法、行政法和政治學家龔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國深造，兼具比較憲法和西方政治學的素養(yǎng)。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龔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們一幫人經常一起討論歐美政制和憲政。龔教授使用他自編的教材，指定我們一個人作報告，其他人聽完后作出點評。我印象最深的是龔教授對“責任”的講解：“責任就是你必須完成交給你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解釋原因；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必須完成人民交給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向人民解釋原因，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政府。”龔教授的這些憲政真義，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潤了那個苦澀的年代，也為我們驅散了眼前的迷霧。 除了法律的專業(yè)課程，我們也學英語。因為是“文革”后的第一屆，我們高考時根本不考英語，進校時，我一個英文字都不會。還有的同學在中學時學的是俄語。當時我和許多同學都有同樣的學習工具：一個用橡皮筋扎起來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寫著英文，一面寫著中文。我們一有空就會拿出來背。 當然，我們的生活也不僅是專業(yè)或語言的學習，還有很多“詩情畫意”。比如，我的收音機就是當時的休閑“神器”，宿舍里七個人常圍在那個收音機旁，收聽劉心武《愛情的故事》；我們也會騎著自行車，到未名湖開詩歌朗誦會，或者到美術館看展覽。整個北大，到處都充滿了我們的身影，那種奔忙和喜悅，也許可以說成是一股“窮折騰”的勁頭，卻讓整個北大“熱氣騰騰”。 四年的學生生活，在那些泛黃的老照片上顯得灰白又朦朧，但是在我們心里，卻永遠那么斑斕而清晰。四年的大學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三十多年過去了，上鋪何山（原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巡視員）均勻的鼾聲時常讓我忍俊不禁；武樹臣（曾任北京奧組委法律部部長）對古文的推敲和朗讀總是那么深沉飽滿；何勤華（現華東政法大學校長）那腰間裹著的保暖護胃的寬帶和幾乎每天必燃的小灶總是讓人感覺心里暖融融；徐杰（現浙江省高級法院副院長）和劉鳳鳴（現美國通用電器中國副總裁）醉臥的姿態(tài)也不時闖入我的腦海；和李克強（現國務院總理）就英文單詞的爭論也還在耳畔回響。那四年里的點點滴滴，如今仍然歷歷在目，點綴我生命中最寶貴的回憶。同窗之情，師生之誼，刻骨銘心。 夢想被驅動 1982年初，我從北大本科畢業(yè)后，有機會參加并通過了公派出國預備研究生考試，赴法國研究比較法。對我來說，語言問題突然成了最大難關。教育部安排我們從3月到6月進行法語強化學習，我只初學了這幾個月的法語便去了法國。在人人欣羨的浪漫之都巴黎，我卻絲毫感覺不到半點浪漫與愜意。課上“不知所云”，課下也“有口難言”，難以與同學交流。相比今天的很多留學生，即使有著良好的語言基礎和優(yōu)越的家庭經濟條件，尚且難免因時時襲來的陌生感和落寞而恐懼、顧影自憐。而當時的我，不僅語言不通，而且囊中羞澀，那種孤獨、壓力與無助，現在想想還感到后怕。 我記得，當時因為語言不通，我會帶著錄音機去上課，課后再反反復復地重溫老師所講的內容。就是那股不服輸的干勁，支持我不厭其煩地去“騷擾”同班同學、宿舍樓的鄰居和我認識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直到自己得出滿意的答案。法學的學習和研究是艱苦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雖然和許多人一樣，我也希望可以打工賺錢，而不是眼看別人“朱門酒肉”，但是這樣又會面臨時間上的矛盾，所以只要能維持基本的生活，我會盡量保證把更多的時間用來學習。期間清冷苦悶的時候，唯有向家人尋求慰藉。但那時候不像現在，一封電子郵件或一個微博就可以隨時表達你的情感，孤單想家的時候，我就只能鴻雁傳書，可惜紙短情長，只能一封緊接一封地寫信。信寫得密密麻麻，而且會正反兩面都寫，只是為了不希望看到郵件超重而支付更高的郵費。寂寞無聊的時候，也沒條件成為“宅男”，便只是出門走走看看。就是在這樣的一種生活狀態(tài)下，大概半年左右，我的法語有了比較大的進步，這塊敲開法律大門的磚算是被我緊緊握在了手里。我最大的任務，就是好好利用一切機會和資源，掌握好法律知識，把先進的法律理念以及實務經驗帶回祖國。 說到這里，事實上，我最初出國學習時，是專攻比較法的，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公務員制度。但是1985年的暑假，我回國幫助老師研究中國最高法院的制度、調查中國律師情況，以及之后在法國律師事務所的實習，都使我越發(fā)喜歡上了律師這個職業(yè)。公務員制度研究在我看來，沒有多大的現實意義，也正是因為這個，我放棄了我的博士論文課題，也因此沒有拿到博士學位。在學位和法律實務方向之間，我沒有太多猶豫地選擇了后者，因為這才是我的熱情所在，才是我想要在未來的日子里用青春和汗水去耕耘的那塊土壤。 現在的留學生，可能很難體會我們當時的激情和使命感，也無法理解我為什么要讓到手的學位就這么飛走，而不是用最高的學位把自己鍍上金身。我當時無法面對論文導師失望的眼光，但是我堅信自己的職業(yè)抉擇。只有這樣，才不辜負北大這一中國最高學府的光榮和期許，才能實現我自己一點一點清晰的夢。當我沿著法律研究的方向一路摸索，在巴黎第二大學、第十大學的講臺上用法文講授中國經濟法課程，而不是只空捧一紙博士學位證書的那一刻，我才真正體會到，夢如果被賦予激情，那就是堅定的夢想；夢想如果被使命感所驅動，那便是我前方道路上行進的每一個腳印。 百年律所，一朝花落 套用一句話：“去，是為了回來”，雖然不知道誰享有這句話的著作權，但它卻是貫穿我整個留學生涯的標語。一定要回來，但是回來之后做什么呢？記得當時父母非常希望我可以回國當官，光宗耀祖、八面威風，可當時那個可以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輕，一心想要完成自己喜歡的一番事業(yè)，我堅信律師道路是實務救國和報國的康莊大道，因而高傲地堅持自己的夢想。 當時教育部送我們出國留學，是希望我們可以學有所成，回國為法律事業(yè)的發(fā)展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我看來，進入法國律師界，應該成為我實務為國的第一步，我必須抓住在法國的日子，積累足夠的實務經驗，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回來”。但是一個小小的中國青年，要在法國這樣一個法律大社會中找到一隅落腳，談何容易？ 正當我為實習和工作的事一籌莫展時，我的恩師，法國比較學界的泰斗丹克教授對我施以了熱情的援手。他的推薦使我得以進入一家聲名顯赫的律師事務所工作，我也因此有幸成為進入法國律師界的第一位中國人。丹克教授曾經在我的第一本書中為我寫序道“才思敏捷，靈性中有自然而又純潔的善良，而且具有高雅的幽默感，無疑，他還將為我們帶來更多的震驚”。這是夸贊，但我更相信，這是我這一生最為敬重的恩師對我的殷切期許和囑托。或許人生就是這樣，認真地對待自己認準的路，縱使荊棘遍地、雜草叢生，卻總會有人給你幫助和溫暖，支持你一路堅持下去。相比之下，現今很多父母對子女不僅有所期待，更加有所“安排”。很多“學有所成、榮歸故里”的子女們從未思考過自己的未來，他們最終踏上的，可能只是一條在出國前就早已由父母設定好的路。沒有懸念的結局，沒有夢想的事業(yè)，取而代之的，是穩(wěn)定、安逸，是最原始的“養(yǎng)家糊口”。也許他們想要的也就是這樣一個無風無浪、一帆風順的旅途吧。但是還有很多人，他們“背景”簡單，“前景”渺茫，可能大學畢業(yè)后，他們便失去了庇護，沒有地方落腳，沒有單位接收，甚至，那個使用了四年的戶口也失去了，一切都回到原點，明天只能依靠自己打拼，再苦再累都是自己的精彩?；蛟S他們也會遇到不同的人不同形式的幫助，但是，無論是走在家長“鋪好的路”上，還是完全憑借自己的能力闖出一條道，那個前行的人，永遠只能是自己。如何腳踏實地，如何走得更遠，都必須由自己作出選擇。 我也有自己的選擇，我想以法國的律師實務為起點，進而尋找拓展中國業(yè)務市場的機會，最終實現我“實務為國”的目標。當時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兼?zhèn)?，因?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市場成為了外國投資者眼中的“膏腴之地”，大批外資公司都在積極尋找律師為他們提供中國業(yè)務方面的咨詢和建議。我那時堅信，會有很多律師事務所和外國律師能夠借此機會在中國實現一個“中國夢”。機緣巧合，當時擁有百年歷史，在世界上24個城市擁有數百名律師的美國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正好在物色拓展中國業(yè)務的人選。一位在高特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巴黎朋友向我表達了他們的想法，當時苦于找不到既會法語同時也了解中國的人，而我恰好是這樣一個人。雖然我從未接受過美國法學院的教育，也從未在美國律師事務所工作過，但也許是我的自信吸引了他們，1991年9月9日，我終于如愿以償，回到了闊別九年多的故土。在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的北京辦公室，我先是代理了大量的反傾銷案件，從第四年起，我的工作重心逐漸轉向幫助外國公司在華投資以及收購和兼并上。1996年，經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全體合伙人一致投票通過，我成為了唯一一名沒有在美國法學院學習過的華人合伙人。十多年來，我和我的“戰(zhàn)友”們孜孜以求，把一個在世界和美國排名均比較落后的律所打造成了國人看來世界一流的國際大律所。這種自豪和欣慰，就像當初站在巴黎兩所大學的講臺上那樣，不同的是，這是另一個“獎臺”。然而，天有不測風云，由于高特兄弟事務所在美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地分所的財政狀況糟糕，全球合伙人決定于2005年8月16日宣布全球解散。百年律所，一朝花落，它曾經給我?guī)矶嗌僮院?，那天便給我造成多大痛苦。高特這個名字已經和我息息相連，要我投票決定解散它，就如同要我自我摧毀。但是生活仍然要繼續(xù)，也許是北大人特有的精神支持著我，使我可以從頭開拓新的職業(yè)天地。 都說人生如夢也如戲，如果真是這樣，那么這個“夢回故都”的橋段，至今已上演了二十余載。這二十年，是奮斗的二十年，也是收獲的二十年；這二十年，我嘗過酸甜苦辣；這二十年，是啊，人生又有多少個二十年？至少，令我最為欣慰的是，我一直在踐行當初的諾言。當我行走在祖國大地上，或驅車行駛在中國各大城市，看到那曾經服務過的公司的熟悉的名字：麥當勞、家樂福、歐萊雅、LG、松下、日本電氣、寶潔、微軟、道達爾、紐約人壽等，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欣慰。 現在，當我平淡地說出這么一個故事時，心情卻難以平靜。一切都好像發(fā)生在一瞬之間，輝煌與落寞，成功與失敗，真是應了那句古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律師這個職業(yè)，沒那么簡單。也許在別人眼中，他們總是西裝革履、紅酒美女、跑車游艇，但是殊不知，多少個燈火闌珊處，總有他們伏案工作的身影。律所無小事，一個低級的錯誤，都可能導致客戶失去對律所的信任。我總覺得，勞累，不能擊垮你，壓力和責任，才是一直追趕鞭策你的力量。而你能做的，必須是積極的自我調節(jié)。當你從一個“講臺”躍上另一個“獎臺”，再回首來時的足跡，那些荊棘和分叉路口，都是人生地圖上美麗的一筆，讓你成長，教你學會繼續(xù)描繪未來的路。 激情從未磨滅 未來會怎么樣？我不知道。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那便是我一直在做準備。媒體曾贈與我很多稱謂，有人說我是“中國反傾銷第一人”，也有人戲稱我為“跨國生意的幕后人”，而我最想說的是，我一直都是一個“難歇”之人：有志，所以難歇。 至于這種難歇，究竟是“瞎折騰”，還是有所成功，只能是仁者見仁。因為什么是成功呢？它永遠是一個具有巨大相對性的概念。如果自己算是有所成功的話，論及方法，我認為一個人的成功要三七開，三分努力，七分機遇。成功固然需要努力，但是，機遇和運氣都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生命中有太多的偶然和轉角，道路的方向可能已經由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所決定，但旅途中的任何一個微小的選擇，任何一次別人有意或無意的決定，都可能導致你命運的變化。人生的每一天，就像站在巴黎凱旋門前面對12條大道，每一個選擇都可能成就你人生旅途別樣的風景。所以，在自己的選擇上積極進取，成功與否，有時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因為最重要的，是你的成長。 三十四年彈指一揮間，我從進入北大，到國外轉了一圈又最終回到這個生我養(yǎng)我的故土。我相信，三十多年的世界天翻地覆，當初那個時代造就了我們這代人的一些光榮，而我們也以自己的行動證明著當初的激情和使命感從未磨滅。只是三十多年后，這個時代將會造就什么，我們永遠只能猜中開始，卻猜不透結局，因為結局需要由這一代人譜寫。人，人才！是我們未來的寄托。總有媒體說，現在是“迷失的一代”，因為我們有太多“官二代”、“富二代”、“白富美”、“高富帥”，卻不見得有許多人才能夠充分施展才華。在這么一個“坑爹”又“拼爹”的時代，社會依然蓬勃發(fā)展，但是總令人感覺硝煙彌漫，人們心中蠢蠢欲動的似乎不再是那份報效祖國的激情和使命感，不再是對自身價值的實現和對兒時夢想的執(zhí)著，而更多的是自身咆哮的欲望和憤懣。是什么對這一代人的成長構成威脅，這個國家和社會需要負上主要責任。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環(huán)境里，我們難道還要像古人一樣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嗎？或許，營造一個寬容和自由的氛圍，激發(fā)出人們心中的主動性，維持淡然的平常心，才是正道。 時至今日，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曾經并且一直在造就北大這一中國最高學府的輝煌與榮光。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也曾經并且一直都需要這樣的理念。但是多可惜，現在的社會，似乎更多地充斥著虛假和浮夸的口號。既得利益者為出身貧寒的年輕人設定了許多成功路上的障礙；既得利益者的兒女們又在失去他們本來應有的努力和奮斗，找不到半點激情和使命感。或許這個社會是時候返璞歸真了，去重拾人最簡單最渾然天成的那一份質樸、認真和堅持，脫離虛偽和攀附，剝除利欲和浮華。 同時也希望現在的年輕人，不要一味以文憑說話，學你所愛，愛你所學，投身你所熱愛的事業(yè)，你才有激情和使命感，你的那些所謂孤獨、壓力和無助，回過頭看，就都是“浮云”。正如我們事務所招募人才，我最看重的，仍然不是你的學位，而是你的經歷、你的體驗、你的用心和你的堅持。希望青年們努力奮斗，未來的日子里總有屬于你們自己的一片天空。
201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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